论傣族赕佛活动的社会功能

赕佛活动是傣族南传佛教信众频繁举行的宗教活动,包括对佛祖、僧侣的供养,对祖先、亡灵、鬼神的祭祀,对佛寺及各种公共场所的财物布施等,内容十分广泛。赕佛活动具有协作与整合、互助与分享、节日与聚会、艺术展演与传承等多重社会功能。赕佛活动社会化使这种个体性、区域性的佛教活动影响力不断放大扩张,由个体行为转化为村寨行为、由村寨行为升格为区域行为,成为联系傣族信众、连接傣族社会的重要纽带。     

哲理箴言

曾国藩论做人1．讨人嫌,离不得个骄字。2．为人不可过于聪明。3．胸怀广大,须从平淡二字用功。4．无实而享大名者必有奇祸。     

成都老街坊——文殊院和文殊院街

在成都众多的街道中,有一条街很著名的,这就是文殊院街。文殊院街在成都人心目中占有特殊的地位不仅是因为这里有全国佛教重点活动场所,中国佛教禅宗四大修持场所之一,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文殊院,也不仅是因为有与千年古寺文殊院一墙之隔的文殊坊,更重要的是这条街道上有最纯正的成都风味。     

李提摩太对大乘佛教的回应:从后殖民对东方学的批判着眼

虽然李提摩太对大乘佛教的诠释受到他自己的基督教信仰影响,甚至是受到传教使命驱使,但他的进路迥然不同于具殖民色彩的东方学,并且在动机和态度上颇为符合大乘佛教的精神。他在翻译佛典的过程中,没有强调东西方宗教观念之间的差异,反而突出它们的相通之处,希望以此作为基督教与佛教建立合作或友谊的共同基础,而不是使佛教徒皈依基督教。基于他的著述,可以发现他实际上实践了一种后殖民的批评,与殖民势力是对抗的。他的终极目的是全人类的解放,但进路与心态截然不同于那种解救东方人的殖民主义式思维,因为他从来不曾假设西方文明更为高等。就萨义德对东方学或东方主义的批判来说,李提摩太对大乘佛教的响应可以说是一个例外,甚至是反例。     

论世界三大宗教与地理环境的关系

宗教是一种重要的社会文化现象,宗教地理学是人文地理学的重要分支之一.本文从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的起源、传播及信仰差异三个方面,对世界三大宗教与地理环境的关系作了初步的探讨.     

林海音散文论

林海音的散文取材广泛,以真实的情感、朴质的语言回忆故乡,记录亲情,怀人忆友等。文章呈现出极强的亲和力与审美趣味。乡情、亲情、友情构筑了林海音的情感世界,也为读者提供了一片诗意栖居的精神领地。同时,林海音的散文寓深刻于平凡,浓浓的哲理启人智慧。     

辽金佛教研究（专题讨论）——辽代佛教世俗表象探微——以石刻文字资料为中心

辽代佛教“世俗化”,缘于其受到了唐代佛教世俗化的影响,并有着庞大的基层信奉群体作为支撑。辽代佛教的世俗表象主要体现在僧侣上层趋俗涉政、佛教义理的儒化倾向、信众佛事活动中掺杂世俗内容以及僧侣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具有世俗取向等方面。佛教世俗化对辽代社会产生了相当的影响,出现了世俗社会“佛教化”的现象,民众世俗人生的某些时段、世俗生活的某些方面都打上了佛教烙印。     

试论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的相适应

自1982年10月,胡乔木同志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六五”规划座谈会上提出了“宗教怎样才能同社会主义社会相协调”这一论题后,至今已经16年了.随着这一论题的发展轨迹.宗教界无不按照“相适应”的客观要求找准自己的位置.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先生在1993年10月15日召开的纪念中国佛教协会成立40周年的大会上的讲话中认为,中国佛教必须而且能够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或相协调,并     

浅论魏晋玄学对儒释道的影响

魏晋玄学思潮衰落之后 ,其哲学精华活在儒、释、道 (教 )的理论创作中 :玄学的哲学范畴和“形名学”、“言意之辨” ,构成了魏晋南北朝佛教义学语言环境和思维方法 ;玄学本体论流派的哲学思辨使道教哲学由粗糙走向精致 ,元气论流派的生命哲学则培育了士人的本土宗教情感 ;玄学促进了南朝经学向义理化方向发展 ,其潜在的“体用”、“性理”、“内圣外王”观念 ,对北宋理学的兴起产生了直接影响。     

朱熹“理一分殊”与禅佛水月意象新论

近年来有学者对禅佛教与朱熹理一分殊的影响关系提出异议,使这个案头习见有了重新讨论的必要。通过对《朱子语类》中水月三喻的再解读,可以确认传统认识对于两者关系的事实判断没有问题,问题在于止于两者"有"关系,而对两者关系究竟"如何"又"为何"如此,并无深谈。为此,需解决华严水月的禅化与诗化、理一分殊的禅学因子以及理一分殊的华严、禅宗影响说等几个问题。禅佛水月以其诗学象征,承载着华严圆融辩证的禅理,融入朱熹理一分殊的思辨哲学中;水月之喻从宗教意象到诗学意象、到哲学意象的嬗变,弥补了旧儒学思辨哲学与形象思维的先天不足,使"盛极而衰"的禅学借理学之体得以新生,对中国文化产生了存在而不可见的影响,此或可为佛教中国化的另一种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