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欢喜”的现代意义与鲁迅意义——以《复仇》为中心

《野草》出现的"大欢喜"概念,出自佛教,但被鲁迅改写其内涵。在"大欢喜"出现频率最高的《复仇(一)》中,鲁迅摒除了"大欢喜"包含的佛教具体义理,但认同其对生命本质的探寻,认为只有接近了生命的真相,才可能真正实现"欢喜";同时鲁迅认同佛教关于"大欢喜"追求的层次性和超越性,认为只有不断的超越,才可能获得真正的欢喜。在鲁迅的精神世界中,"欢喜"成为确证生命和存在的方式,也是鲁迅追求精神独立中具有标识性的存在。鲁迅对佛教经典的改写,有其独创之处,同时也与晚清佛教复兴有很大关联。     

《圣立义海》与西夏“佛儒融合”的哲学思想

党项民族和西夏人综合了中原佛儒二家的思想文化,形成了气本论与缘起说并存的"二元论"宇宙论与人性论,在宇宙论方面吸收综合了儒家的元气生化论、天道观及佛教的"四大说";而在人类起源和人性论方面则吸收综合了儒家元气论、佛教五蕴说和如来藏缘起说。这种"佛儒融合"的哲学思想既是党项民族学习中原汉文化并融合创新的成果,也是党项与汉民族文化认同的表现。     

宋太宗“受佛记”传说考

宋太宗在世时,已被称其前世在释迦牟尼前得授记弘传佛教。这一说法不仅在当时的佛教中已相当流行,在世俗中也有一定流传。对此,太宗自己也予认可。揭示这种传说对认识宋太宗,尤其认识他与佛教的关系,认识他的佛教政策等都有一定意义。     

日本中国佛教文学研究叙述北大核心CSSCI

纵观日本学者研究中国佛教文学的成果,可以发现,日本在从江户时代向近代学术过渡的过程中,继承了近世学问体系。各个学术圈之间是有樊篱的,各位先辈学者的论稿显示了佛教文学研究是如何逐步超越领域隔阂,并随着敦煌、民俗等新资料的增加,日益展现出各个学问圈谋求共通认识的过程。近十年来,国内外的共同研究已经成为了日本的中国佛教文学研究的主流。     

晚清士大夫佛教述要

以龚自珍、谭嗣同和杨文会为代表的士大夫佛教是晚清三大社会思潮之一。龚自珍首先张扬晚清“批判佛教”理性 ,而谭嗣同则第一次试图调和儒、佛和西学 ,杨仁山开始把天台宗和净土宗思想柔和在一起 ,创办佛教文化教育事业 ,出版经书 ,培养佛教僧俗人才 ,成为“民国学术佛教之祖”。     

论佛教的佛性说对二程心性思想的影响

佛教传入中国后,佛性学说经历了由分歧到弥合的发展阶段,尤其是唐代中期中国化佛教的成熟,使得佛性思想取得了长足发展,人人具有佛性的平等意识在社会思想领域产生了广泛影响。北宋二程上承韩、柳复兴儒学之余绪,对佛学思想进行了批判性吸收和借鉴,汲取了佛性说中的思想营养,构建了理学的心性学说,从而把封建社会的人性理论推向了高峰。     

20世纪大陆研究陶渊明与佛教关系成果概述

20世纪以来,在陶学研究领域,关于陶渊明与佛教的关系,比较突出的是丁永忠的专著《陶诗佛音辨》,其余多为单篇论文或评赏式语录,观点执于两端:陶渊明有佛教信仰或无佛教信仰;陶渊明作品受到过佛教影响或未受佛教影响。总的来看,各方观点似未能在前人基础上有较大的拓展。     

论川端康成文学的佛教精神与宗教情怀

川端康成对佛教情有独钟,他从年轻时就不断地在探求佛教的真髓,并用文学形式奏响了一曲回归传统、融合自然,用宗教来医治心灵创伤的人文关怀之歌。他在自我超度的同时,也超度了众多受伤的魂灵。他的作品充满有即无,死即生的审美理念,展示了日本人的心灵世界,受到日本乃至世界各国人民的喜爱。     

佛教素食传统的现代意义

本文通过阐述佛教素食传统形成的必然性及其社会意义,表明素食饮食的传统不仅是一种生活方式,更体现了佛家对于众生平等的追求与对人类命运的深度关切。     

论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美化

黄庭坚为北宋大家，他与禅宗的关系也逐渐为研究者关注。但关于他何时受佛教禅宗影响，以及影响程度如何，学界大多凭印象说话，或语焉不详，或粗疏错漏。古注对黄庭坚的早年作品亦不甚重视。为此从黄庭坚的文本出发，以典故为中心，梳罗扒剔，力图找到黄庭坚与佛教禅宗的确切关系，希望能对黄庭坚的研究提供一些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