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佛教界公益慈善经验交流会在武汉召开

正2014年9月13日,湖北省佛教界公益慈善经验交流会在武汉召开。湖北省民宗委副主任熊华启出席会议并讲话,副巡视员李泽生出席会议。会议对近两年来在佛教慈善事业作出贡献的单位给予了表彰。湖北省佛教慈善基金会、湖北省慈云助学中心、黄梅妙乐寺、归元寺善缘义助、咸宁市咸安区佛协善财助学等单位代表在会上介绍了各自开展公益慈善活动的情况。武汉宝通寺、黄梅四祖寺分别向省佛教慈善基金会捐款10万元,用于生活困难或生病住院的佛教教职人员和信教群众救济;黄梅妙乐寺向     

浅评明太祖朱元璋时期“三教并用”的政策

儒、佛、道三教是长期活跃于中国封建社会的三支主要思想力量,佛教的传入对于道教和儒学的影响是非常大的,三教之间虽然互有矛盾,但是三教相互吸收、相互融合、相互发展,不管是在思想上还是在行为上,对于中国的历史上很多帝王的统率平民和管理臣下都是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论唐宋時期的法曲子

唐宋时代是中国佛教的繁荣时期,也是曲子词创作、演唱的繁荣时期,在当时的佛教仪式上,使用着大量的、与俗世曲子词相同或相似的曲调-法曲子,这些曲调是佛教仪式歌曲中国化进程中重要的一环,体现了世俗的音乐文学对佛教仪式的巨大影响。文章以佛教仪式歌曲的中国化为脉络,整理出自佛教传入汉地直至宋末这一漫长岁月中的中国佛事歌曲的发展过程,重点分析了唐宋时期法曲子作品的曲式、调名、内容、应用等一系列问题。     

欧阳修佛教观“好名而欺心”辨析

张商英根据欧阳修号“六一居士”而排佛的行为,认为欧阳修“好名而欺心”,其实,细读《六一居士传》就可以发现:“六一一居士”之“居士”一词含义并非佛教用语中“居士”的含义,而是隐居不仕之意.另有人认为欧阳修主张排佛与为幼子命名为“僧哥”(“和尚”)的行为是互相矛盾的.关于这一点可以考察民俗来解释,因为民俗中自古就有以贱命为名,取其好养活之意.可以说,欧阳修并非“好名而欺心”,其佛教观一直到晚年都没有改变.     

旅游开发对西南地区汉传佛教文化遗产保护的影响研究——以广西桂平西山为例

旅游开发能为桂平西山佛教文化遗产保护提供资金支持,激发文化遗产拥有者的自豪感,增强其保护意识,从而壮大保护力量,同时对佛教文化遗产的传承、交流和研究起到促进作用。然而,旅游开发也会导致佛教文化遗产原真性的丧失,并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佛教文化遗产的生存环境。     

佛教素食传统的现代意义

本文通过阐述佛教素食传统形成的必然性及其社会意义,表明素食饮食的传统不仅是一种生活方式,更体现了佛家对于众生平等的追求与对人类命运的深度关切。     

“双翼结构”视阈下的制度宗教世俗化——以汉化佛教若干现象为中心

通过对观音应验传说、孝道理论与美德故事、佛教淫祀化的考察,论证民间信仰之“双翼结构”同样适用于解释制度宗教的世俗化现象.     

手指之处,必有浮屠——佛教圣地蒲甘掠影

正早就听说缅甸蒲甘是历史悠久的佛教圣地,不仅寺庙众多,而且风光旖旎。不久前来到占城蒲甘,这里佛影重重,可谓手指之处,必有浮屠,景色宜人,早晚皆美。佛教圣地,古城新姿蒲甘地处缅甸中部,坐落在依洛瓦底河中游左岸,人口约25万,曾是缅甸蒲甘王国首都,距今已有千年历史,因拥有世界上最丰富的佛教建筑遗迹而闻名遐迩,被称为"东方佛教     

佛教中国化过程中与儒道的相互借鉴与影响

佛教中国化是一个具有长时段历史意义并改变中国固有文化结构的文化传播活动。从重复性博弈来看,佛教以合作盈余、优势互补、最小最大相对让步等策略与儒道等文化形态进行长期博弈,逐步实现了中国化;从演化博弈来看,外来佛教与本土儒道相互学习、相互影响、相互模仿,并不断淘汰其不适应中国化的传播策略;从脱嵌论来看,外来佛教与中国固有文化和社会现实相结合是以文化脱嵌—文化再嵌—切入文化弹性嵌体的方式实现的;从增长本质来看,佛教中国化是一个能够持续为中国人的思想学术、文学艺术和精神生活提供有效信息的漫长进程。     

从《桂林风土记》看唐代桂林民众对佛道二教的接受

《桂林风土记》一书记载有关佛道之事七条,对于考察唐代桂林民众接受这两大宗教的情况颇有价值.从中可见对于道教,他们从神仙信仰、符咒巫术到斋戒仪式都予以认同,接受比较全面;而对于佛教,虽然就有形的物质形态方面看,《金刚经》刻了碑,卢舍那佛有雕像,寺庙有多处,表明影响不小;而就意识层面看,他们关注和重视的主要是供僧的回报、佛的灵异事迹和祈雨有应等,佛教经、律方面的知识与思想则非兴趣所在,接受有些片面和走样.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与这一民族地区的民间浓厚鬼神信仰有较大关系,当地民众是根据其固有信仰来对佛道二教进行取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