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斯·韦伯关于卡理斯玛型统治的理论——一项韦伯政治社会学理论的文本解读

卡理斯玛是研究韦伯思想不可避开的话题，文章以韦伯的基本著作为出发点，对其卡理斯玛型统治理论的涵义、特点及其类型做了较为深入的解读。     

论释氏讲唱与中古小说的关系——以释氏辅教之书的兴起为中心

从民俗佛教和口头传播的角度看,东晋佛教民众化运动过程中佛教徒面向世俗的讲经和唱导活动直接促使了中古释氏辅教之书的兴起,释氏辅教之书在创作主体上有一个由佛教高僧到在家居士再到普通民众的扩大过程。     

临济宗居简系法脉传承考述

佛门历来推崇亲禀释尊、代代相承--惟有师资相承、授受清净,方能确保正法之流绵绵不绝,方谈得上"续佛慧命".故各宗各派,分别各有传承,宗下更有"传法付衣"之说.禅门临济一宗,经十传至佛果克勤,其门人大慧宗杲、虎丘绍隆衍出"大慧"、"虎丘"两大支派;经二、三传更分灯"居简"、"之善"、"松源"、"祖先"四系.后世临济耆德,几乎全从此四系法嗣中出.递传至明代,"开基之主"朱元璋虽亦尊崇佛教,但宥于彻底统制各种社会力量以确保朱明王朝千秋万世之私欲,特别制定<周知板册>等严酷峻法,甚至不惜采用特务监控、滥刑滥杀等历朝绝无之手段,戕害硕德高僧,开遗祸无穷之邪风.禅门耆衲鉴此违缘,纷纷沉寂辞世,"居简"及"松源"、"之善"三系叶裔遂相继绝响.     

“新民”与“死生观”的纠缠——梁启超从“宗教”到本土文化的关注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世界各国"尚武"风潮盛行,梁启超感到必须面对"死生"问题。在探讨支撑"死生"问题的理论根据时,梁启超认为其他国家的宗教各自有死后的世界,尤其是佛教追究到终极,而中国古代思想在这方面鲜有系统论述,这是一大缺憾。梁启超试图从佛教和墨学的理论中来探寻死生观的精神依据。但在讨论轮回的时候,梁启超不谈"无我",而着重于"有我",即他重视"有我"在世间的功用。梁启超得到心理学的后盾之后才谈论"无我",还提到墨子的明鬼论,同时要援用"魂学"来补足墨子的死生观。在梁启超那里,"精神"的含义也经历了一个演变的过程。他原来将"不死"作为"精神"的表现,但后来逐渐将其作为东西方文化的核心即"精神文化"而赋予其价值。与此同时,梁启超还注意到不能用西方宗教观念涵盖中国民间文化,将中国民间文化作为中国特有的文化而给予肯定。     

朱熹“理一分殊”与禅佛水月意象新论

近年来有学者对禅佛教与朱熹理一分殊的影响关系提出异议,使这个案头习见有了重新讨论的必要。通过对《朱子语类》中水月三喻的再解读,可以确认传统认识对于两者关系的事实判断没有问题,问题在于止于两者"有"关系,而对两者关系究竟"如何"又"为何"如此,并无深谈。为此,需解决华严水月的禅化与诗化、理一分殊的禅学因子以及理一分殊的华严、禅宗影响说等几个问题。禅佛水月以其诗学象征,承载着华严圆融辩证的禅理,融入朱熹理一分殊的思辨哲学中;水月之喻从宗教意象到诗学意象、到哲学意象的嬗变,弥补了旧儒学思辨哲学与形象思维的先天不足,使"盛极而衰"的禅学借理学之体得以新生,对中国文化产生了存在而不可见的影响,此或可为佛教中国化的另一种解读。     

赫连勃勃诛焚佛法说证伪

赫连勃勃诛焚佛法一说产生于唐高宗朝。此一说法与赫连勃勃令僧拜己相矛盾。究其原因,是由于对刘义庆《宣验记》相关记载的割裂。赫连夏时期,既有僧人和世俗佛教信徒的存在,也有铸造佛像、修建佛塔的弘法行为,更有因战争而激化的的政教冲突。赫连勃勃诛焚佛法一说不符合历史原貌,它是唐初三教论衡的产物。佛教徒为了回应道教的攻击,借用夷夏之辨的方法,将赫连勃勃、拓跋焘、宇文邕等三人归入北方边鄙难化而又诛焚佛法的民族之列,以之与中原华夏文化构成对照。佛教徒的这种论辩途径因受制于唐王朝的正朔论而中途夭折。赫连诛焚佛法就是这一论证的遗存。     

老子“小国寡民”新论

《老子》的"小国寡民"中"小"、"寡"都是动词,意为"以……小"、"以……寡","小国寡民"即"小其国而寡其民",意为将国家看得很小,将人民看得很少。"小国寡民"并非是通常所认为的《老子》理想社会的描述,而是一种统治术。《庄子》等书将《老子》"小国寡民"的治术之义予以消解,使得"小国寡民"的涵义发生改变,成为一种理想社会的描述,这体现出老子学派和庄子学派在政治观念上的差异,老子学派重视统治术,庄子学派则消解统治术而提倡无治。     

魏晋南北朝佛教传播的三大策略

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及其对儒学产生的影响是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的重要课题.从文化传播的视角我们发现,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在中国传播采取了迎合依附、争夺受众、话语渗透等多种策略,造成了佛教在传播中的有意"误读"现象,同时对儒学的传播构成竞争挑战,并弱化了儒学对文化传播话语权的控制.促成了儒学的思想重构.     

江南僧诗的现世情怀及其逻辑关联

僧诗的内容大多与清逸生活、与阐发释理,与水边林下气象有关,蔬笋气是其最常见的评价。但,不少江南僧诗渗透了心系苍生的情感,体现了弘扬正义的担当,且经常有情的悲歌,爱的欢唱,具有深厚的现世情怀。江南僧诗的这些别样抒写,有其内在的逻辑关联。佛教相关原义和援儒入佛的双重作用,使江南诗僧有了现世情怀的理论依据;良好的儒家文化素养,使他们能自觉地表达生命关怀,并能切中社会病害;身处寺院而不与世隔绝,放下功名却热衷与士大夫往来,使他们能敏锐地感受世俗社会的炎凉,及时关注现实世界的焦点;江南社会经济结构变迁导致的佛教世俗化、市民化,使世俗生活全方位地进入他们的视野。     

论法治国家中的权治——从福柯的研究谈起

近代历史是一段迈向法治的历史,通过法的精神对权力意志的替代,建立起了法治国家.但是,法治国家并没有消除权力意志,反而使其在官僚制组织中得到了保留甚至增强.所以,法治国家在宏观层面、在社会生活中表现出了法治的气象,但在微观层面、在组织生活中则遗留了权力的阴影.福柯对权力问题有着深入的研究,通过对流行病学史的考察,他发现了权力作用方式的转变及其控制能力的增强;通过对惩罚演变史的梳理,他发现了权力作用领域的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