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六朝诗学韵范畴的佛教影响因子

韵是富有中国文化特色的美学和诗学范畴.韵于六朝时作为美学、诗学范畴诞生,并用来品音、品人、品书、品画、品诗.外来佛教思想对韵范畴起了推动作用,声音之韵美的发现印得益于佛经的传译;人物风韵之美明显受到了佛教涅槃佛性论的影响和启发;诗学之韵则受到佛教语言观悖论的影响.佛教及其思想的不断发展潜移默化地影响到韵范畴的意义演变.正是佛教思想的影响,韵才逐渐发展成为中国诗学最重要的范畴之一.     

蒙藏委员会与蒙藏佛教

蒙藏委员会是南京国民政府主管蒙藏事务的中央机构,自成立以后,它通过各直属机关的设立和相关条例的颁布,对蒙藏佛教加以扶持和管理,体现了国民政府对蒙藏地区的高度重视。蒙藏委员会的设立不仅维护了中国对边疆的主权,密切了边疆民族与中央政府的联系,而且对于蒙藏佛教的发展也有推进作用。     

《西游记》中阿傩的冤案

《西游记》九十八回有一个阿傩向唐僧师徒索要"人事"的情节,这被许多人认为是作者表现阿傩索贿并进而讽刺佛教的重要证据。但从《西游记》的抑道扬佛倾向、从该情节所体现出的佛教教理教义、从作品的艺术构思与主题表现等方面来看析,作品中这个索要"人事"的情节,并非是对佛教的讽刺,而是作品整个佛教思想体系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有着深刻的佛教文化内涵。     

宋代浙江佛教与地方公益活动关系考论

宋代佛教在思想开新方面不及隋唐活跃,但世俗化、实践化趋势明显,兼之朝廷采取保护佛教的"家法",寺院与僧尼数量均获迅速发展,浙江地区尤其突出.宋代浙江佛教信仰推动的地方公益活动非常普遍,主要表现于造桥铺路、修陂筑堤、掘井挖泉、客舍行旅、救疾济困、养老慈幼诸方面.通过公益活动,佛教与官方、儒家士大夫及一般民众建立了更为良性的关系,促进了社会协调,也推动了佛教自身发展.     

华严“圆融”思想与盛唐佛教气象

<华严经>的形成经历了由"单行经"至"集成本"的过程,公元4世纪流传在西域,可能在于阗编纂成集.<华严经>的"圆融"思想主要表现为:以"莲华藏庄严世界海"构造"圆融"的宇宙观和本体论;以独特的数字"十"表达"圆融"教义;以"法界"为"圆融"的思想核心.华严宗"圆融"理论构建,以法藏的"六相圆融说"和澄观的"四法界"说为基础,以判教为方法.华严"圆融"学说流行与唐代开放的文化态势、朝廷的着力提倡、寺院经济的坚实后盾等内外动因密切相关,并由此可见唐代佛教的主要精神.     

沈宜修的诗情禅意与生命嬗变

晚明才媛学佛参禅之风颇盛,吴江沈宜修为其中佼佼者.出身于佛教渊源深厚的科甲门第,闺阁时期,沈宜修深受家族禅风熏陶,并倾心诗文.于归初期,因受婆母压制,她无奈搁笔,转而究心内典.夫君叶绍袁中举后,她潜心习禅,引领叶氏诸女庭闱唱和,以诗文述佛理,表禅境.生命晚期,至亲接连离世的悲剧人生体验使其诗文呈现出对世间亲情的迷痴,对生命无常的深刻体悟,以及对生死的超越.     

石峻的佛教观论纲

在石峻的学术生涯中,佛教是其研究的十分重要领域。石峻的佛教观有其产生的历史必然性,从时代背景来看,佛教观是当时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产物;从学术渊源来看,石峻的佛教观受到其师汤用彤的影响;从主体条件来看,与石峻个人的努力和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法是密不可分的。石峻认为佛教的产生是古代印度僧侣阶层压迫欺骗人民的产物;佛教在印度的传播经历了原始佛教时期、部派佛教时期、大乘佛教时期、密宗佛教时期共四个阶段,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也经历了从汉代到魏晋、隋唐、宋明清时期的传播发展,最终形成了新时期的佛教观;佛教的基本结构论包括佛教的创始人、基本教义与基本思想等,本质特征是宗教,功能是赞助王化与维系人心。石峻在佛教研究领域的主要贡献是中印佛教的比较研究以及佛教与中国文化的关系,同时也研究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与传统玄学的关系以及隋唐时期佛教宗派的形成原因和特点。此外,石峻还特别注重对《肇论》的研究。石峻提出的从整个宗教的研究背景去研究佛教的方法对我们研究佛教仍然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南宋川僧冠绝大宋国探源

南宋京城临安府(今杭州)是全国佛教活动中心,一大批川僧群集在这里,成为当时一个著名的文化现象.川僧大量东游杭州的最直接原因是由于宋蒙之间的战争频频爆发,第二个原因是江南禅法最先进,形成凝聚效应.解析10位高居都城敕差寺院住持的川僧,可明了川僧跨省学禅和成长为法门龙象的一般规律.     

欧阳予倩佚诗六首

民国时期广西著名佛教刊物《狮子吼月刊》1941年第1卷第5、6、7期合刊发表了六首署名欧阳予倩的诗歌,《欧阳予倩全集》未收录这六首诗歌,欧阳予倩著译年表未记载,欧阳予倩传记和各种研究资料也未曾提及。这六首佚诗对于研究欧阳予倩40年代初的文艺创作以及其     

李大钊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的生成逻辑

作为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人,李大钊提出:"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1](P3)这里的"实境"就是其所处的具体实际、时代特征和群众实践.可以说,李大钊虽未使用过"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简称"三化")的字眼,但从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开始,便奠定了马克思主义"三化"的历史底蕴,其在今天仍具有重大的启示现实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