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文殊信仰兴盛的政治背景

文殊信仰在唐代达到顶峰与王权推动有直接关系。从政治角度入手探析其在唐代兴盛的原因。首先,唐初开放性的宗教政策促进了佛教的发展,为其兴盛奠定先机;其次,皇室对文殊道场的推崇在全国范围内强化了文殊信仰的传播和深入;再次,武则天的支持使文殊信仰盛行全国;最后,具护国护王性质的密教文殊信仰顺应"安史之乱"之后的政治需求,获得代宗朝的全力支持而达到信仰顶峰。     

从大同辽金时期的建筑遗存看佛教的特征

佛教在东汉传入中国后,就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不断进行着自身思想和教义的调整。到了辽金时期,基本上形成了一种颇具中国本土特色的外来宗教文化。古都大同拥有较多辽金时期的佛教建筑遗存,这些佛教建筑遗存的寺院格局、佛塔类型和佛像供奉等情况,都突出地反映了佛教本土化的特征。     

佛教视域中人的生命层次观

生命观是人类对于自然界生命存在的态度和看法。在宏观宇宙的大背景下,从生命存在与进程的视角可将生命分为自然层次、精神层次、价值层次、智慧层次四个层次。佛教认为获得人身不易,应该珍爱生命,重视保护自然生命和丰富精神生命,提倡净化价值生命,提升智慧生命。佛教提倡超越生命的现有层次,通过个人努力不断提升心灵层次,尽量使人生在深度和广度上都达到最佳生存状态。     

疑伪经略论

疑伪经是中国佛教史上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疑”是指经书的真伪可疑,“伪”则表示可以断然肯定其为中国人按照佛经体例所造。从东晋的道安法师开始,历代经录作家都列出当时存在的疑伪经,并有精辟的论述,表明了佛教领袖们和佛教学者们的佛教信仰是理智的。这一精神值得后人效法。尽管疑伪经不断受到严厉批评,但制造疑伪经的现象不仅不止,反而增加,引人深思。疑伪经问题是个复杂问题,因为它们的制造者不是等闲之辈,伪作能够达到以假乱真的程度,所以直至今天,疑伪经问题仍然在佛学界争论不休,应当慎重考虑。关于《大乘起信论》等经论的真伪问题,可以依据佛教思想发展的历史和逻辑加以研究、判断。     

当代资本主义数据权力的统治关系批判及其启示

大数据时代,“数据”作为核心生产资料参与数字化生产,是数字化社会运行不可或缺的要素,占有数据即占有权力。在当代资本主义范式下,数据被融入资本逻辑展开增殖,传统意义上的“掠夺、剥削、渗透”和“驯化、新殖民、新垄断”被赋予了新的形式与内涵,主要体现为数据权力被私人资本、国家资本乃至国际资本所垄断。而且,数字资本通过与金融资本的结合,实化、固化和强化了数字统治关系。由此,需要基于企业、国家、国际三个层面,对控制数据流动、获取超额利润、联合金融资本投机、改造大众认知、影响社会舆论、干涉他国政治文化、攫取他国剩余价值等数据权力的统治关系展开研究。随着数字全球化的演进,数据权力正在深刻重塑着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其资本主义垄断也日益产生了数据霸权、数字鸿沟、发展失衡、脱实向虚、治理困境、公平赤字、两极分化等世界性问题。直面问题,汲取经验,新时代亟须发挥政府引导数字资本健康发展的作用,支持国有企业、创新型企业参与数据权力分配,倡导构建“数字命运共同体”破解数据霸权。     

佛教宗教征服力的理性基础

佛教作为宗教,它的哲学世界观是荒谬的、唯心主义的,本质上是与科学对立的。佛教能够征服为数众多的信徒,靠的不仅仅是宗教信仰,它的强大的说服力有着深刻的心理学基础。佛教在进行说教时,抓住了人的心理活动的规律,从人的主观感受的差异性去否定客观世界的实在性,即从认识论出发去否定本体论,必然会陷入唯心主义。但是,如果抛开佛教错误的本体论的前提,就会发现它对人的心理活动的分析相当精致,不但在理论上达到了很高的水平,而且在调节人的心理功能,维护心身健康的实践当中也有着特殊的心理学价值。这也是两千多年来佛教得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     

人间佛教理论、实践的三大方向——以星云大师《人间佛教佛陀本怀》为依据

鉴于中国现代人间佛教历经百年发展,已经成为海峡两岸当代中国佛教文化的共识,作者认为对现代人间佛教理论丶实践的根本精神予以反思的讨论,具有重要的学理意义和现实价值。本文根据星云大师最新著作《人间佛教佛陀本怀》的有关理念,在百年中国佛教文化的广阔视角中展开问题的讨论,并提出佛法化丶中国化丶全球化三大方向,代表了现代人间佛教发展方向问题重要和基本的精神。     

“知识的统治”与“统治的知识”——西方政治文明的“河床”及其启示

政治思维方式是西方政治文明的河床,＂知识的统治＂与＂统治的知识＂使西方政治文明既有形而上的知识维度,也有直面政治现实的形而下意味。西方政治文明之河经历了古希腊、中世纪和现代性政治思维三种河床形态,现代性政治思维孕育出相对主义、虚无主义的文化危机。进一步消解理性基础和回归古典政治哲学是当代西方思想家采取的两种主要摆脱策略。在鉴别中国政治传统、处理知识理性与政治实践的关系、有效发挥知识分子的政治作用等方面,西方政治思维对当代中国建设新型政治文明具有重要启示。     

敦煌文献“素书”新考

敦煌文献斯0367《沙州伊州地志》残卷"火祆庙中有素书形像无数"之"素书"究竟是何义?至今聚讼纷纭。本文将敦煌文献与吐鲁番文献相对照,将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相对照,运用语言文字学、文献学和美术学等相关知识,考证"素书"即"塑像和绘画"。并论证了祆教艺术在传播的过程中与佛教艺术的密切关系。     

基因技术、自然与社会失序 ——“敬畏生命伦理”视野下的《羚羊与秧鸡》

《羚羊与秧鸡》虚构了一个晚期资本主义极权政治、商业文化与技术垄断相结合的恶托邦后人类社会,精细地再现了多元的人性、技术垄断与个人意志的碰撞、后人类社会的社会失序与人为的自然秩序失衡、精神贫困与技术风险。通过毁灭性基因工程所触发的末世景象,小说艺术地再现了人类对现代技术的深刻欲望与恐惧,折射出由人性的恶、大公司的资本主义利润追逐与技治主义、个体与社会的精神性之扭曲、缺乏对生命的敬畏等多种因素交互作用而形成的风险社会。文章通过小说家对人类未来的思考,探讨了“技术伦理的发展”滞后于技术自身发展的问题。现代技术在具体的政治、文化、经济体制中运行,它的存在本应是服务人类而非辖制人类。借助于“敬畏生命”伦理,启迪读者正确把握人类在与社会、自然关系中的自我定位,以比较完善的生命伦理原则来矫正后人类社会的缺陷,建构“以自然为中心”“以生命为中心”“诗意地栖息”的人类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