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与中国宪法角色的转型

相对于社会变迁而言,宪法既是反应装置,又是推动装置。中国城镇化的顺利进行离不开宪法的保障,但同时城镇化也对宪法的传统角色形成了一定挑战。而要妥善解决这一问题,就应当实现从传统宪法角色宪法统治到新型宪法角色宪法治理的转型。     

吐蕃王朝时期的佛寺遗存与汉地文化影响

吐蕃王朝时期,随着佛教的传入,佛教艺术的各种表现形式也通过不同的途径和渠道传入吐蕃,并对后来的西藏佛教艺术产生了深远影响。总体而论,吐蕃时期的佛教艺术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主要来自受到印度、汉地、中亚三方面的影响,最终形成吐蕃自身的佛教艺术风格与特色。在这个历史过程中,汉地佛教艺术的影响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也遗留下来一些弥足珍贵的文物考古遗存。本文通过对西藏地区现存吐蕃王朝时期(公元7-9世纪)佛寺遗存的考察,对其中来自汉地文化影响的因素加以梳理,并对四川地区可能存在的影响也提出了意见。     

忘记玄奘是可耻的

在中国历史上,世界级的精神伟人屈指可数,玄奘是其中之一。玄奘不但是一位伟大的行者、信仰者,更是一位伟大的学者。在他身上,有着在一般中国学者身上少见的执著求真的精神。去印度之前,他已遍访国内高僧,详细研究了汉传佛教各派学说,发现它们各执一词。互相抵牾。用已有的汉译佛经来检验,又发现译文多模糊之处,不同译本意思大相径庭。因此,他才“誓游西方,以问所惑”,到佛教的发源地寻求原典。     

五大宗教在甘肃的传播与发展

甘肃省是一个多民族、多宗教的省份,现有伊斯兰教、佛教(包括汉传佛教和藏传佛教)、道教、天主教和基督教五种宗教。伊斯兰教在回族、东乡族、保安族、撒拉族、哈萨克族等少数民族中几乎为全民信仰;藏传佛教在藏族、蒙古族、裕固族、土族等少数民族中几乎为全民信仰;汉传佛教和道教主要为汉族信仰;天主教和基督教信仰者主要是汉族,有的少数民族中也有少数人信仰。截止1995年底,全省信教人数约为210万人,占全省总人口的8．7％,其中信仰伊斯兰教和藏传佛教的人数约为202万人,占全省信教总人口的96％。     

清代“南番二十一寨”述略

清初,散居在今夏河地区的藏族各部落,多被列入“河州口外诸番”之内,名义上归清王朝统治,实际上受青海蒙古厄鲁特部控制。这种状况延续到清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才随着“南番二十一寨”的设置而有所改观。“南番二十一寨”是自唐代以后,中央封建王朝首次在今夏河地区设立的基层行政建置。它的设置,对当地社会历史的变迁产生了深远影响。     

限制政府规模的理念

自从人类有了政府以来,政府规模的非理性膨胀,就陷入了周而复始的运动中.社会对政府公共供给的需求是政府规模膨胀的基本原因,而政府自身的体制、权力运行机制和政府职能发展的历史趋势也必然促使政府规模膨胀.政府规模的膨胀造成了许多负面影响,而限制政府规模膨胀的一切理论设计和实践方案又都是不成功的.所以,限制政府规模的问题必须在政府类型的根本变革中才能得到解决,那就是用服务理念取代传统的统治理念和近代以来的管理理念,建立起服务型的政府模式.     

论世界三大宗教与地理环境的关系

宗教是一种重要的社会文化现象,宗教地理学是人文地理学的重要分支之一.本文从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的起源、传播及信仰差异三个方面,对世界三大宗教与地理环境的关系作了初步的探讨.     

佛教基督教解脱论基本范式比较

解脱论是宗教教义的核心。佛教和基督教在解脱论之间存在以下四方面的主要区别 :一是两种不同的信仰与解脱的范式 (简称“信解范式”) ,即佛教的“人→神→人”范式与基督教的神→人→神”范式 ;二是两种信解范式所不同的理论基础 ,即“佛性论”与“《圣经》解释学”;三是两种信解范式不同的出发点 ,即“性非善非恶论”与“原罪论”;四是对佛、基信解范式发展影响最大的两种不同的哲学思想 ,即“中道涅 般木 观”与“过程神学”。佛、基解脱论在这四个方面分别具有比较严格的逻辑关系 ,从而决定了它们各自不同的宗教修行方式和客观结果。但…     

批判理性异化的非理性主义与合理性于人文的新人文哲学

西方工业文明时代是科技理性张狂的时代 ,也是科技理性全胜的时代。作为把人从上帝神性中解放出来的科技理性到工业文明极度发展的时代 ,它本身倒变成了一种新式的神性 ,科学技术不仅变成工业统治和掠夺自然的工具 ,而且被移用于社会统治 ,堕落为操纵大众意识、扼杀人文精神、禁锢人的自由个性的权力。理性启蒙走上了一条自我否定的道路 ;资本统治者一方面通过科学技术这一第一生产力穷凶极恶地掠夺自然、破坏生态、制造出能致人类于死地的几大全球问题 ,另一方面又将科学技术变成工业时代的意识形态 ,使之变成维护其暴政统治的喉舌和机器。…     

日军统治对马来亚民族关系的影响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马来亚的马、华两族互相隔绝,矛盾和冲突都极为有限.1942年2月日本军队攻陷新加坡后,对马来亚实施了长达3年多的统治.在此期间,日本军政府采取分而治之的政策,对华侨实行残酷迫害和疯狂掠夺的政策,对马来人则实行怀柔和拉拢的政策,华侨因而走上反抗的道路,且与马来人军警发生直接冲突.结果,马、华两族从互不往来转为互相对抗,原来模糊的民族矛盾日益明朗,并随着战后初年马来亚政局的急剧变化而进一步加深,终于成为马来亚社会的一个主要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