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素食传统的现代意义

本文通过阐述佛教素食传统形成的必然性及其社会意义,表明素食饮食的传统不仅是一种生活方式,更体现了佛家对于众生平等的追求与对人类命运的深度关切。     

“新民”与“死生观”的纠缠——梁启超从“宗教”到本土文化的关注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世界各国"尚武"风潮盛行,梁启超感到必须面对"死生"问题。在探讨支撑"死生"问题的理论根据时,梁启超认为其他国家的宗教各自有死后的世界,尤其是佛教追究到终极,而中国古代思想在这方面鲜有系统论述,这是一大缺憾。梁启超试图从佛教和墨学的理论中来探寻死生观的精神依据。但在讨论轮回的时候,梁启超不谈"无我",而着重于"有我",即他重视"有我"在世间的功用。梁启超得到心理学的后盾之后才谈论"无我",还提到墨子的明鬼论,同时要援用"魂学"来补足墨子的死生观。在梁启超那里,"精神"的含义也经历了一个演变的过程。他原来将"不死"作为"精神"的表现,但后来逐渐将其作为东西方文化的核心即"精神文化"而赋予其价值。与此同时,梁启超还注意到不能用西方宗教观念涵盖中国民间文化,将中国民间文化作为中国特有的文化而给予肯定。     

从心性论看朱熹对佛学思想的吸收与融会

佛教传入中国后,历经两晋、南北朝和隋唐,到宋代依然得到较大发展。佛教的发展一方面说明了佛教对中国固有文化的妥协,另一方面也展示了佛学理论思辩性强的特点,这突出表现在它的佛性论方面。理学集大成者朱熹尽管也和宋代其他士人一样,对佛教展开了批判,但由于他认识到了佛学心性思想的可取之处,在批佛的过程中,灵活地采取了明排佛学、暗窃佛学的方式,对佛教的佛性论进行了吸收改造,从而发展完善了自己的心性思想。朱熹的心性思想使儒家心性论达到了完备的程度,对后世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朱熹的佛教观

作为一种新儒学宋明理学的形成标志着儒、释、道“三教合流”的最终完成。在这一融和的过程中,作为当时的士大夫阶层,朱熹对佛教的态度也很具有代表性:一方面,政治上以儒家为正统,排斥佛教;但另一方面,从学术发展的需要出发“援佛入儒”发展新儒学,并将它最终落实到封建伦理道德上,为封建统治服务。     

从高僧到大师:憨山德清的崂山生涯

憨山德清是晚明佛教四大师之一,在中国佛教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德清何时成为佛教大师?有何佛学思想和实践?万历前期,他住锡崂山十二年,完成个人佛学证悟,禅教兼通,尤致意于华严;提倡禅教一致,强调净土念佛,鼓吹三教合一等,佛学思想基本形成,引领中国佛教的前行方向;复兴崂山、北京等地佛教,崂山佛教兴起,成为"东海洋洋佛国";为王臣士庶等信向,明神宗之母李太后成为其俗家弟子,在当时社会有很大影响,从一名高僧成长为晚明佛教大师。     

花禅娼尼:清代尼姑的恋世情结与佛教的世俗化

所谓娼尼,清代文献又作"秃娼",其起源当始于南宋时期的"尼站"。清代的娼尼,名为尼姑,实则形同娼妓,是一种迎合嫖客心理的主动行为,致使原本属于修行佛地的尼姑庵院变身为楚馆秦楼。清代以江浙娼尼、泰山姑子为代表的花禅异军突起,大抵证明清代士大夫的游冶趣味甚或游冶文化已经发生历史性的转向。随之而来者,则是佛教更趋世俗化。     

“双翼结构”视阈下的制度宗教世俗化——以汉化佛教若干现象为中心

通过对观音应验传说、孝道理论与美德故事、佛教淫祀化的考察,论证民间信仰之“双翼结构”同样适用于解释制度宗教的世俗化现象.     

汉唐中原西向求法对西域文化的影响

汉唐中原西向求法促进了汉语汉文化在西域的传播;相互学习佛经,中原僧人在西域的影响日重;建筑佛寺,开凿洞窟,留有大量汉风遗迹;西域佛教中心的逐步东移,高昌成为三大佛教中心之一;加深了民族间的情感认同。     

佛道思想与江淹的生命意识

南北朝时期佛教和道教都得到了充分发展,许多文人名士都以谈佛论道为时尚,并留下了许多名篇佳作。江淹亦有以佛道思想为题材的文学作品,从这些作品来看,江淹的生命意识中在很大程度上以追求一种隐逸生活为旨趣,同时也反映出他对佛教和道教的理解,是研究南朝文士生命意识的典型个案。     

儒家的民本思想与帝制的根本法则

民本思想是中华帝制的根本法则。主要事实有:儒家经典具有"国家宪章"属性;君主制度与君权以"天立君为民"作为本原性依据;政治程式多以民本思想命题为理论依据;礼乐制度通常用"以民为本"作为饰词;"设官为民"是官僚制度的基本原理,通晓民本思想是取士选官的标准之一;帝王、储君教育制度以民本思想为重要内容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