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代佛教与李纯甫学派的兴起及接受——兼谈对金代思想史、文学史的几点认识

金代士人佞佛风气助生了中国思想史上一个思想派别——思想史家称之为“王苏余派”,即李纯甫学派。因佛教在中国古代正统思想体系中的异端性质,作为金代影响深刻的思想家、文学家,李纯甫在接受史上不可避免受到批判和遮蔽。代表清代官学的《四库全书总目》极力批判其异端思想的“无忌惮”,主张雅正思想的元好问《中州集》则“讳而浑其词”。历史上受佛教因素牵连的著名思想家、文学家,在思想史、文学史中的接受中不免遭遇被削弱甚至最终由此消亡的命运,这是一种值得重视的文化现象。佛教还深刻影响古代文献的生成形态。《中州集》小传对人物叙写的刻意处理,使人物原本所具有的历史真实性有所丧失,“现实诗人”变成了作者笔下的“理想诗人”,所谓“以诗存史”也并非客观的“存史”而是主观的“写史”。     

魏晋士人与音乐

“士”是我国古代对知识阶层的称呼,在中国古代文化的传承与创新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从魏晋时期起,音乐已逐步成为士人所必备的个人修养,成为评击社会、培养意志和精神自慰的重要手段,嵇康的《声无哀乐论》、《琴赋》,阮籍的《乐论》为我国古代音乐美学的杰出作品。然而,没有政治、经济上的实力,“士人”是不会获得音乐的真正自由的。嵇康、阮籍的结局便是例证。     

汉译佛教词语的确立

由汉字与中国化佛教两要素涵化而成的“汉译佛教词语”,久为东亚各国所通用。在中国和日本,汉译佛教词语构成宗教、伦理、哲学等领域的中坚概念。汉译佛教词语藏于汉译佛典之中,其形成期相当于佛典汉译期,主要在魏晋南北朝、隋唐。汉译佛教词语在中日两国间的互动,则一直延续到近现代。     

唐代诗学对唐代南岳佛教诗歌创作的影响

南岳佛教诗歌创作从南朝时期开始,创作尚处于发韧期,到了唐代,终于迎来了异彩纷呈的时刻。同时唐代也是中国古代诗歌创作的高峰,诗歌创作的高峰往往会带来诗歌品评和理论总结的高峰,唐代诗学有着风骨和情韵并重的审美取向,诗学发展可以分为“载道”一路和“取境”一路。此外,近体诗对声韵的营造也承接了魏晋南北朝以来对格律的探究。文章结合这些诗论,采用演绎法,从一般到特殊,从普遍到个别地将唐代南岳佛教诗词的艺术特点做出较为准确的分析。     

突发事件影响下的民族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再探究——以羌族音乐的保护与传承为例

非常规突发事件通常会对区域的社会文化环境产生巨大冲击与破坏,导致具有显著地域特征的民族文化遗产在危机后的长期保护与传承面临严峻挑战。羌族音乐是羌族特有的文化符号,也是我国西南地区特有的民族文化遗产,汶川大地震对羌族人口聚居区域的破坏也给羌族音乐这一文化形式带来了重创。在震后羌族音乐的保护和传承问题上,"文化游牧""感情漂移"和"文化夷平"是当下所面临的主要难题。在当前的时代环境下,对以羌族音乐为例的民族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一方面需要学界的积极引导和激励,让广大羌族民众产生自我文化认同,充分发挥他们的主观能动性,自觉地进行文化保护;另一方面,政府应当发展民族经济,处理好新媒体时代文化的传承和创新、保护和发展之间的关系,充分发挥其在传承保护民族文化中的职能。     

从“宗教”的本义看李提摩太之佛耶对话观

作为信仰的一种“此在”的历史性表达形式,“诸宗教”的形成不可避免地受到历史环境和个体因素的影响。鉴于此,我们回到“宗教”之本义,并在此视域下分析李提摩太之佛耶对话思想。李提摩太之佛耶对话的主体并非两种“具体化”后的制度性宗教,因此,李氏之佛耶对话并非“援佛入耶”的“置换模式”,而是以上帝之国在世界的建立为目标、以治理世间之苦难与罪为途径的对话模式。     

《解忧杂货店》中的音乐叙事

日本当代小说家东野圭吾的《解忧杂货店》作为其最受欢迎的作品之一,不仅是因为它具有打动人心的奇幻构架,也源于小说的节奏、构思、氛围等都带有浓郁的音乐性。文章从音乐叙事的角度对《解忧杂货店》进行解读,首先,把小说的节奏类比乐章的节奏,从语言节奏和叙事速度方面来分析文本的音乐节奏;其次,把小说的结构类比音乐的曲式,从小说的插叙结构、分总结构以及空间叙事方面来体现结构的音乐性;最后,把小说的主题类比乐章的主旋律,从重复叙事中体现音乐旋律的反复,并探究小说主题的深层含义,以此拓宽小说的审美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