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密的形成及其特点

藏密作为藏族传统文化的精髓 ,保留了密教的基本精神和形式。关于它的形成 ,既有深厚的思想背景 ,也有社会环境和经济基础。特别是它吸取当地的大众信仰 ,并与当地固有的苯教文化等相互作用 ,相互改造 ,最终形成了不同于印度密教原型的藏传密教。它除了一般密教所具有的特点 ,也有鲜明的藏民族文化的特征。主要表现在 :第一、咒术性 ;第二、完备的神灵体系 ;第三、严格的师承关系 ;第四、严密的教理体系 ;第五、严格规范的修持 ;第六、修行与活佛转世相联系。     

一个极具特色的佛教真理论──智的七种二谛说和三谛圆融说

智对二谛提出了特殊的见解,与“化法四教”相结合,以说明“四教”的接引贯通关系,是佛教真理观的新创造。其三谛圆融说自觉地发展了大乘中观的真理观,这是中国佛教真理论的一次重大转型,也是智对佛教思想中国化所作出的创造性贡献。     

佛教政治哲学简论

佛教不仅在发展历史上与政治有诸多关系 ,而且在政治理论上也有其独特的见解。佛教从社会起源论出发 ,建构了君权民授的国家观 ,其理论接近社会契约论。但佛教主张政教合一的国家模式 ,以追求至善为目的 ,把维护佛教三宝作为国家的主要职责之一。强调了自己的仁王之治的善政观。以致太平为目标 ,建立以理想君主为中心的政权组织 ,对仁政内容作了自己的规定。同时 ,在自己的依正治国的政道观中 ,提出了以民为本 ,依法治化 ,德法相辅 ,持之有度的致善政的途径。     

侯旭东：《五、六世纪北方民众佛教信仰》

佛教作为中国古代思想史上最重要的外系资源,自汉代传入中国后,于南北朝大放异彩,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此后中国民众的思想世界。因而,探讨此时期的佛教也成为一个经久不衰的课题。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逐渐认识到,社会中的思想存在着不同层面,以此时期的佛教而言,     

禅是佛教吗？——“批判佛教”关于禅的观念检讨

早在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西方就有学者提出,菩提达摩所传的禅只不过是佛教外道的一流。1有意味的是,这一历史所积淀的观念却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由日本佛教学者祷谷宪昭与松本史朗所发动的“批判佛教”运动中得到热烈的回应。     

儒道佛人性论中的“自然性”问题

正人本质包含双重属性,即社会性与自然性,自然性作为人本质的基础是指生理心理和基础感性内容活动,保证人身体的存在。[1]此自然性的意义等同于生物性。目前学术界已经广泛接受自然性概念,本文也分不开这两个术语。作为主导方面的社会性支配着自然性,决定人的社会存在方式,因此,人成为人。可是,一旦自然性失去社会性的控制和支配,变成主导方面,决定人的存在方式,自然性就变成动物性,而人则成为动物。     

从弃儒入佛到弃佛归儒 ——屈大均的独特遗民人生

明遗民屈大均在明清之际的动荡社会中,弃儒入佛,后又弃佛归儒,并成为遗民中辟佛的代表人物之一,演绎了一道乱世文人的独特人生轨迹:因父亲生前不仕异族的教导和满族薙发令的逼迫而弃儒出家;后又因事亲和认为儒优佛劣而弃佛归儒,并提出和采取了正本清源、以儒易禅及抨击“忠义佛门”等辟佛主张和措施;有意思的是屈大均生前已弃佛归儒,死后人们却不许其归儒,构成了特定时期一种奇特的遗民命运,从中可以管窥明遗民命运的坎坷与悲辛。     

《山法了义海论》所引佛教经论藏汉译文比较研究之四

文章将笃补巴·西饶坚赞所引用的佛教藏译经论的内容与相应的汉文译文进行对照、校读,指出其异同.这一部分内容引用佛教经、论很多,笃补巴通过这些印度佛教的经、论来进一步论证觉囊派他空见教义的活水源头.     

宋代佛教与官府财政的关系--以曾巩与苏轼的见解为例

宋代,佛教与官府财政的关系是时人颇为关注的问题。许多有识之士纷纷提出自己的见解和主张,曾巩与苏轼即为其中的典型代表。曾巩的挤压见解与苏轼利用佛教生财的主张,表面看似对立,但二人的主旨却是一致的,即通过对佛教资源的再分配,解决政府的财政危机。当然这一紧一松,与二人的性格和仕途经历有密切关系。曾巩的处事严谨与苏轼的放达宽容,曾巩的任职京师、编修史籍与苏轼的任职地方州府首长的经历,形成鲜明对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