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初唐时期中国、朝鲜半岛、日本佛教状况之分析

中国、朝鲜半岛和日本同处于亚洲东部,中国隋、初唐和朝鲜半岛高句丽、百济、新罗三国时代后期以及日本的推古天皇、天智天皇朝代①大致处于人类历史的同一时期,当时三个国家都有佛教。佛教之间既存在密切的联系以及相同之处,又有截然不同的特点。密切的联系和相同之处主要在于佛教的传播和相互间的影响,截然不同的特点则主要表现在佛教在各自国家不同的影响和地位。而在朝鲜半岛和日本,佛教虽然刚刚传入,却形成了政治佛教、国家宗教。     

浅论佛教思想对许地山早期创作的影响

许地山，原名许赞坤，笔名落花生。他不仅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独树一帜的著名作家，而且在台湾文学史上也占据着独特的地位，他的文学创作极大地丰富了中国现代文学和台湾文学的宝库。1893年2月14日，许地山出生于台湾省台南府。他的父亲许南英是晚清进士，一位在台湾颇有影响的诗人和爱国官员，     

九华山佛教文化特点初探--兼论宗教与邪教及迷信的本质区别

所谓九华山佛教文化 ,指的是九华山地区以佛教文化为主并为其表征的多种文化并存的地域文化。九华山的佛教文化又以地藏道场文化为其特色 ,体现了某种程度的入世和人性关怀精神。九华山佛教以真诚的宗教信仰为特点 ,用佛教哲学启发信徒认识人生 ,要求信徒按佛教的思想体系修炼 ,体现了对佛教人生价值的追求 ,对社会稳定有一定积极意义 ;这与邪教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 ,宣扬歪理邪说 ,反人类 ,反社会 ,有着本质区别 ,也完全不同于以欺骗和愚昧为特征而与人生信仰无关的封建迷信。     

竺法崇初建麓山寺时间新考

麓山寺被称为湖南第一寺。关于麓山寺的创立时间,从唐李邕作《麓山寺碑》至今,人们都认为麓山寺是由法崇于西晋泰始四年(268)在山庙的基础上改建而成的。我们认为这一说法是不正确的,因为法崇是东晋末、刘宋初的僧人,他不可能于西晋初年入湘建麓山寺,他入湘建寺也只能是在晋宋之交时。     

唐代中印文化交流及其历史启示

中印两国的文化交流源远流长,到唐朝,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达到高潮,佛教、道教及其他文化因素在两国之间均有良好的对话与互动。引发和促进这种传播与互动的原因是十分复杂的,给人们留下的有益经验与成功启示也是弥足珍贵的,值得我们深刻的反思。     

佛教“唯识无境”论对美学意境的影响

本文从佛教的“阿赖耶识缘起”论的特质入手，论述了佛教的“唯识无境”论对美学意境的影响。     

李白与佛教思想关系再探讨

李白为崔成甫亡儿所作铭文中的"唯佛与佛,乃能知之尔"一语,可视为李白佛学之纲领。此思想为佛教诸经所载,在净土、天台、禅宗中都有表述,是佛学的基本思想。其相同的文字表达目前可见出于慧思《诸法无诤三昧法门》。李白佛学的核心,是以实相之说来了彻生死之说,体现了其生命哲学的高度。以极乐信仰为权,以实相证悟为实,开权显实,融合仙佛,构成了李白的生命哲学。     

唐卡艺术中的高僧人物像之文化渊源与艺术价值

高僧人物像作为唐卡艺术中特有的一类绘画题材,在西藏绘画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及成就,而且这类题材产生之初与藏传佛教特有的文化特征密不可分。对此,本文以唐卡艺术中的高僧人物像为研究对象,首先,从“上师”一词在宗教语境中的意义入手,结合藏传佛教各教派高僧大德对“上师善知识”的理解和论述,分析不同时期高僧像的表现方式、特征。其次,从藏传佛教特有的文化特征出发探讨高僧人物像产生的文化渊源。在此基础上,以西藏绘画史角度讨论高僧人物像在唐卡艺术中的地位及价值。     

吐蕃时期政教关系新论

"王辛同治"是吐蕃前期政权治理的基本模式,当松赞干布统一西藏建立吐蕃王朝后,开始学习周边民族的治理模式,建构法治与引进佛教,强化赞普集权,限制本教对政权及社会事务的干预。本教是维系吐蕃政权的法理根基,佛教是顺应当时吐蕃社会发展方向的进步文化。随着时局的变迁,统治者对"两教"有不同的偏好。对统治者来讲,宗教与自身信仰无关,是维护统治与争权夺利的工具。厘清吐蕃时期的政教关系,有助于理解西藏历史上政教关系的本质与"政教合一"的演变逻辑,从而树立正确的宗教观、历史观。     

唐宋时期汉传佛教在龟兹地区的传播——以菩萨信仰为中心

唐宋时期是龟兹佛教的另一个重要发展时期。这个时期,由于中原和龟兹地区政治、经济和文化联系紧密,汉传佛教对龟兹地区产生了重大影响。这一时期龟兹地区的汉传佛教菩萨信仰不仅包括弥勒、地藏、观音、大势至和文殊等菩萨信仰多种类型,而且内涵有所发展和演变,并与中原地区保持一致。艺术风格上,既有中原艺术的因素,又具有龟兹艺术传统的延续,更体现了回鹘民族独特的审美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