芥子纳须弥

唐朝江州刺使李渤，有一次问智常禅师：“佛经上所说的‘须弥藏芥子，芥子纳须弥’，我看未免太玄妙离奇了，小小的芥子，怎么能容纳那么大的一座须弥山呢？这实在是太不懂常识了，是在骗人吧？”智常禅师听了李渤的话后，轻轻一笑，转而问：“人家说你‘读书破万卷’，是否真有这么回事呢？”“当然了!当然了!我何止读书破万卷啊？”李渤显出一派得意洋洋的样子。     

押韵,译者独创性的“陷阱”——许渊冲《唐诗三百首》译本研究

笔者在研读许渊冲《唐诗三百首》译本的基础上,分析了译者在无法使译文自然押韵的情况下采用的权宜之计和强行的押韵策略,并从语言、句子表达、风格等方面来分析这些权宜之计和押韵策略对译文的影响。进而以整个译本的质量来论证这些强行的押韵策略只是给译文披上了漂亮的押韵外衣,而译诗在本质上却无法称得上是自然、地道、不折不扣的英语诗。押韵俨然成了译者独创性的陷阱,译者愈想创新,采用权宜之法,离其所制定的翻译原则愈远。     

从鲁迅到贾平凹——中国现当代文学疾病叙事的历史变迁

中国现当代文学史贯穿着与疾病有关的身体经验和文学修辞。鲁迅与贾平凹都是有着丰富的患病体验,并对疾病问题进行了深切表现的作家。从鲁迅到贾平凹,对疾病的书写从科学化到神秘化,从"祛魅"到"复魅",从崇尚科学理性到注重文化民俗。透过从鲁迅到贾平凹的疾病叙事,我们可以发现其中所包含的中医与西医的争论、科学与迷信的纠缠,勾勒出20世纪中国文学在东方与西方、现代与传统之间消长起伏的一个面向。     

关于中国文论外译与当代中国文论原创问题的几点思考

目前有不少学者感叹,中国的当代文论如果离开了外国文论的思想资源,几乎会陷入失语症的窘境,故而有必要考虑中国文论的外译问题.中国文论的外译以及中国文论之走向世界,目前能够提上议事日程的主要是已经非常成熟、称得上博大精深的古代文论；而古代文论的外译并不能代替当代中国文论本身的创新,因为每个时代都有属于每个时代的文学创作现象、文学批评现象和文学理论问题,因此每个时代都应该有属于自己的文论.具体说来,每个时代文论的创新或贡献主要在于是否能提出自己原创性的关键概念、关键命题以及建立在这些概念、命题之上的思想体系.     

当巴赫金遇到福克纳——试用复调理论解析《我弥留之际》

福克纳的长篇小说《我弥留之际》在结构上与巴赫金的复调理论有极大相似之处,表现在主体性的建立与瓦解、对话性的外化与内隐、共时性的破碎与拼接以及未完性的终结与开启四个方面。在它们的相互碰撞中,巴赫金的复调理论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对《我弥留之际》的解读产生了显隐的作用。     

复调文论现代发展的维度:从有机性到聚合性

巴赫金复调文论的独到魅力就在于其有机要素的组建整体性和文本多样化中的自由统一性,这种魅力主要表现在:独立的超时间观、内聚焦型的叙事视角、以主人公意识为核心的对话模式以及有机性和聚合性的演变关系链。这种互补共存的嬗变轨迹对传统小说的创新革命、对现代小说的拓展和延伸都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小说文学体裁的叙事格局在复调文论不断进化发展的启发下终于获得了无限更新的现实可能性和持续前进的理论依赖性。     

忘记玄奘是可耻的

在中国历史上，世界级的精神伟人屈指可数，玄奘是其中之一。玄奘不但是一位伟大的行者、信仰者，更是一位伟大的学者。在他身上，有着在一般中国学者身上少有的执著求真的精神。去印度之前，他已遍访国内高僧，详细研究了汉传佛教各派学说，发现它们各执一词，互相抵牾。用已有的汉译佛经来检验，义发现译文多模糊之处．不同译本意思大相径庭。因此．     

复译当中文化语境的动态重构

针对近年来特别活跃的复译现象,本文借助于文化语境需要动态重构而并非简单的文化移植这一观点,结合关联理论,指出复译的必然性,并提出译文变化的一般规律——从归化走向异化,这也正是译文逐渐重构源于文化语境的一个过程。     

翻译的现代性与历史的可译性——论胡适白话译诗的社会文化功能

胡适的白话译诗为中国白话新诗注入了现代性的血液,中国白话新诗的现代性是翻译的现代性。不仅如此,胡适将白话新诗看成是文艺复兴和再造文明的利器,其白话译诗,作为引进、借鉴和模仿西方精神文化的一种形式,实质上暗含了胡适为寻求现代政治经济文明而模仿西方文艺复兴运动的动机,所谓历史的可译性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