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求导向与有效供给：新时代高校档案服务能力提升路径

本文结合动态经济学需求端与供给侧原理,探析高校档案服务能力提升的有效路径。以社会各行各业对档案材料的需求为导向,及时调整档案资源结构、创新档案信息的社会价值、转变服务策略和方法、拓展服务领域和方向;有效供给社会各领域,多功能、全方位满足用户需求。     

农村福利供给变迁研究——以华东地区一个村庄为例

通过对改革开放以来华东一个村庄32年(1980—2011年)的福利供给体系进行微观分析,发现了村庄福利供给经验:改革开放初期,在国家和农村集体福利缺位的情况下,土地成为农民最重要的福利供给,而宗族福利功能的逐渐恢复和市场功能的渐渐兴起提供了一定的福利替代;改革深化时期,村庄逐渐呈现出多元化福利供给的雏形,国家强化对农村福利供给的责任,市民组织和新型集体等制度安排也提供了福利补充。因此,新时期我国农村福利供给体系的重构需要充分考虑农村社区复杂的现实,在政策上引导正式福利资源和非正式福利资源有效结合,构建包括政府、传统的社会支持体系(如寺庙、家族和地方性力量等)、市场力量以及市民社会组织等在内的多元化农村福利供给体制。     

新常态下中国经济的矛盾与出路

在经历了长期高速增长后,中国经济步入新的发展阶段.目前,经济下行压力增大,传统制造业产能严重过剩,货币宽松产生的大量流动性不仅没有有效流入实体经济,反倒推高了先行经济领域价格.随着人均收入水平提高,消费结构升级,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的矛盾加剧,要求加快产业结构调整,而在调结构中,又面临着多重经济悖论并存的局面.与此同时,国际经贸规则正在深刻变迁;美国强力推行遏制中国的亚太战略,推动制造业回流,加速了全球价值链重构,使进入中国市场的部分外商投资撤离风险上升;日本实行的安倍经济学效果存疑,英国脱欧加剧了欧盟的不稳定性,使欧盟经济进一步雪上加霜,日欧经济颓势短期无法改变.内外部经济环境的变化给中国带来新的挑战和机遇.中国要实现经济转型升级,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必须统筹国内经济政策,实行政策之间的联动,通过供给侧改革,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增加有效供给,助推经济结构调整,完善开放型经济体制.     

虚假会计信息的经济学分析

从企业管理层、企业所有者、地方政府、债权人等不同层面深入分析了我国证券市场和社会经济生活中存在的对虚假会计信息的旺盛需求的内在动因;并从虚假会计信息的供给者及其供给动机、供给条件等方面说明:在我国目前制度和经济环境条件下,供给方具有满足虚假会计信息需求的能力。在上述分析基础上,提出了治理会计造假、消除虚假会计信息的政策建议。     

养老服务供给侧改革:重点任务与改革思路

认为养老服务供需失衡是我国当前养老服务业发展面临的现实挑战.从供给侧看养老服务存在供给总量不足和供给结构失衡两大问题.目前,养老服务供给侧改革的重点任务应包括促增长、去空置、降成本和补短板等.在此基础上,应重点推进供给主体多元化、供给机制市场化、供给方式便利化、供给手段多样化、供给内容专业化、供给政策系统化等各项改革.     

精准服务:公共服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行动逻辑

基于我国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时代背景,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出发点,探讨公共服务供给创新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补短板”的角色定位,进而运用供给侧改革的思维分析公共服务创新问题.结果表明:当前公共服务的问题主要在供给侧,具体表现为公共服务供给总量不足与供给结构失衡并存,解决之策在于以人民满意为价值追求、以精准供给为行动逻辑,通过对公共服务需求的精确识别、规划的精心设计、产品的精益生产、服务的精准提供、过程的精细管理推进公共服务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的合理需求.     

现代企业产权制度的工具性效用分析

现代企业产权制度并不是区分社会制度的标准与标志 ,而是一种具有高度完备性的经济工具 ,对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我国国企改革的重中之重 ,是改革国有企业产权制度 ,建立现代企业产权制度 ,为社会提供一个良好的宏观的经济工具。本文旨在对现代企业产权制度的工具效用作简要分析。     

供给—需求—环境框架下的城市文化创意产业评价

在国内外创意指数相关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城市文化创意产业评价的供给—需求—环境分析框架,并基于此框架构建城市文化创意产业评价指数,该指数包括城市文化创意产业供给指数、城市文化创意产业需求指数以及城市文化创意产业环境指数.     

我国双边服务贸易流量与潜力的实证与对策——基于引力模型的应用

20世纪60年代以来,引力模型被广泛应用于研究双边商品贸易流量与潜力,但将其引入服务贸易领域的研究较少.本文基于我国2003-2010年的服务贸易数据,采用扩展的贸易引力模型,对我国双边服务贸易流量与潜力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表明:贸易引力模型能有效地解释国际双边服务贸易流量和潜力;影响我国双边服务贸易流量的因素依次为GDP、APEC、距离及FDI等四个方面;在我国30个主要服务贸易伙伴中,有12个与我国的服务贸易过度,18个与我国服务贸易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