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子思想与中国侠的人格精神

本文从文学的角度出发,考辨源流,深入探究了诸子思想与中国侠的侠义观念及其人格精神的密切关系,认为将侠的起源归于儒或墨等诸子那里虽不免偏颇,但中国侠却是中国社会多元文化共同孕育的产物,其原始的侠义观念和人格精神之铸塑,以诸子思想为最。儒、墨、道、纵横诸家从不同方面共同影响并铸塑了中国侠的侠义观念和人格精神的核心,并使之成为历代侠义观念得以产生的源泉和基体。     

《剑侠传》和《续剑侠传》

在中国古代小说史中,侠义小说是一个重要方面。而《侠剑传》和《续侠剑传》两部文言短篇侠义小说集,则是研究古代侠义小说的渊薮,在中国小说史上具有不可磨灭的价值。     

论明清英雄传奇小说中的莽汉形象

明清小说中的莽汉形象因其独特的性格、在情节结构艺术中的重要作用和喜剧效果及其与首领间的矛盾冲突构成了民间文化对正统文化的颠覆 ,这一独特的文学现象反映了作者人格世界的分裂 ,同时也是明清社会各种思想矛盾的折光。     

苗族生命伦理观与沈从文的侠义叙事

沈从文侠义叙事有着丰富的文化背景,湘西苗文化是沈从文的文化自觉,对其文学创作起着潜移默化的影响。苗族生命伦理观念决定了作品中侠客义士的血性冲动,在行侠仗义的价值追求和理性原则上与中国传统侠文化不太一致;面对危机中的大中华民族和苦难中苗族的民族立场选择,决定了侠义叙事中人物形象的复杂性和丰富性。     

现代性的凸显:论平江不肖生《近代侠义英雄传》

处在中西文明碰撞、新旧文化交融关节点上出现的<近代侠义英雄传>,是1920年代武侠小说的扛鼎之作,无论从其思想内容折射出的现代微光、对传统武侠元素的现代释义,还是从其艺术观念的现代革新等方面看,都充分显示了它在中国武侠小说现代性进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墨家之“义”与“侠义”和“正义”

从字形构造看,"义"一开始就带有"神圣命令"的意涵,墨家之"义"恢复了这个意涵。墨家之"义"还具有利他、不分亲疏、追求公平正义等特征。后世的"侠义",经过明代通俗小说的推衍和近代梁启超等人的论证,逐渐与墨家之"义"联系在一起。而"正义"这一术语虽然是在翻译西方著作中生成的,但它的内涵却与墨家之"义"有许多相同点,在墨家、儒家的基础上进一步接受和改造"正义"这一关键词是有可能的。     

一种独特的文学形态--论中国古代英雄侠义小说中的喜剧形象

中国古代英雄侠义小说中的喜剧形象是以独特的喜剧形式体现出来的民间英雄的化身,具有民间艺术形象和英雄人物的双重特点。其喜剧形式主要表现为创设滑稽情境、制造情节巧合和运用升格的夸张手法。作为中国小说史上一种独特的文学形态,其文化内涵表现为:满足读者虚拟的生理快感,虚构英雄神话,特别是通过采用民间视角、坚守民间立场和意识形态的狂欢化,达到解构正统文化的目的。     

用生命为爱做注——评析金庸小说人物阿朱

阿朱对爱情的追求既是悲壮的,也是崇高的,她对萧峰的感情既有对英雄的仰慕与痴爱,同时,又隐隐流露出对于父爱的潜意识渴望。对阿朱来说,爱情重于生命,其放弃生命之举像是经历痛苦思索后对爱情做出的伟大奉献。     

十七年革命历史小说中的侠义文化

在十七年革命历史小说中,侠义文化有着锄强扶弱、周穷济困与揭竿起义等较为丰富的内容或展开方式。作为千百年来民族集体无意识积淀与源远流长的民族文学传统,它内在地渗透到革命历史小说的文本中,并受到了主流意识形态的接纳及改造。对革命历史小说来说,侠义文化的书写有着多方面的文学意义,不但适度消解了阶级话语,超越了阶级话语的历史局限,而且对革命英雄人物进行了文化还原,增强了其艺术生命力,促进了大批亚文化文学叙事文本的涌现,丰富了十七年文学的创作形态或格局。     

试析《红楼梦》中的侠义描写

对《红楼梦》中男女侠义描写予以细读,进而指出此类侠义描写的意义在于抒发了作者深沉的感慨,表现了人性的复杂性、人物性格的丰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