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大法系国家侦查权配置模式比较研究

侦查权作为一种重要的国家权力,在行使过程中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利益需要,即确保侦查效率与保障人权。科学、合理的侦查权配置,能够确保国家权得以实现、公民权利得以保障。基于此,笔者对两大法系主要国家的侦查权配置模式、异同及成因进行了比较分析。     

关于检察侦查权存废之思考

近年来 ,随着我国检察制度改革的逐步推进 ,围绕检察侦查权的存废问题在理论界和实务界都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本文从检察机关在我国的法律地位、基本职能和国际检察制度立法模式等方面进行考证 ,同时又对几种持反对态度的观点进行了质疑和反驳 ,从而得出结论 ,中国检察侦查权的存在有其自身的合理性     

转型社会刑事侦查权的限度——以民国政府时期贩毒案为中心的分析

通过对1928年一件鸦片毒品案件的分析,可以发现民国政府时期刑事侦查权的有限性特点.这里的有限性不同于权力本身的有限性,而是不同宪政体制下的有限性.     

论侦查权的配置与制约

我国侦查权配置与制约具有多个主体享有侦查权、侦查手段多样灵活等特点,同时也存在侦查权的行使较少受到限制与制约,侦查主体分散、效率不高和法外侦查正当化等问题。为此,应当遵循保障人权、控辩平衡、资源整合、权力受制的原则,对我国侦查权的配置与制约进行优化,具体包括:建立廉政署统一行使职务犯罪的侦查权,扩大被控诉方的权利,强化人民检察院的侦查监督职能等。     

论税务检查权和涉税案件刑事侦查权的衔接

税收是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是经济建设的重要支柱。而税务检查权是税收征管法赋予税务机关对纳税人、扣缴义务人履行纳税义务、扣缴义务的情况进行审查监督的法定职权,是确保国家财政收入和税收法律、法规和规章贯彻落实的重要手段。当纳税人、扣缴义务人违反税收法律,涉嫌构成犯罪,公安机关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行使侦查权,以查明案件事实,依法移送公诉机关,追究其刑事责任。在实践中,对于涉税刑事案件的查办,税务机关税务检查权和公安机关侦查权的行使,存在不衔接的问题。文章将从我国的税收和司法实践出发,通过对税务机关税务检查权和公安机关涉税案件刑事侦查权(以下简称涉税侦查权)的相关问题进行细化研究,以期提出加强税务检查权和涉税侦查权衔接的建议,以更好地服务于税收和司法实践。     

论适当扩大检察机关的机动侦查权

机动侦查权是检察侦查权的重要组成部分.科学配置检察机关机动侦查权是检察侦查权法律监督属性、检察官客观义务以及罪刑法定原则和程序法定原则局限性的内在要求.我国检察机关机动侦查权的行使范围过于狭窄、程序过于繁琐,缺乏科学性,亟须立法的科学配置.     

关于完善我国侦查权的几点思考--以死刑复核权的回归为切入点

死刑复核权回归最高司法机关是完善我国死刑适用程序的必要步骤,但并不是一个一劳永逸的改革举措。制度性地完善现行侦查权以实现对其有效控制,或许是达成预期立法意旨的一个路径。     

试论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证据调查权

新《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 ,律师在刑事诉讼中享有调查收集证据的权利。但是 ,在实际操作过程中 ,律师应如何使用这项权利 ,才能既有效地收集到相关的证据材料 ,又可避免“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开脱罪责”的法律风险 ,则是理论和实践中的一个难点。问题的关键在于 :律师在调查收集证据过程中 ,如何做到取证程序和取证手段的合法性。本文通过对侦查权和证据调查权的严格区分 ,科学地界定了律师在证据调查过程中的具体权限 ,并提出了有效的取证方法和应注意的有关事项 ,这样 ,就可以消解上述矛盾     

行政权抑或司法权——试论侦查权的权属

侦查程序在刑事诉讼审前程序中处于一种核心地位,侦查权的行使如何符合法治并有效运作是理论和实务都要面临的问题。现今我国侦查机关所采取的强制性侦查行为呈现了近乎不受控制的状态：犯罪嫌疑人的人权得不到保障,由此造成的冤假错案也是频频见报。侦查人员执法方式的粗野、原始只是这一问题的表面现象,根源在于侦查权的权属定位在理论上、立法上出现了偏差,将侦查权定位为行政权并构建司法审查制度是解决上述弊端的根本途径。     

侦查监督制度的反思与重构——以人性为分析基础

任何制度设计,都是以一定的人性假设作为逻辑起点的。西方国家建立在"人性恶"基础上权力分离以相互制约平衡的司法制度有效地实现了限权与法治,但也有明显的弊端。建立在"人性善"基础上的中国侦查监督制度从积极方面鼓励发扬人性中美好的一面,但制度约束过于宽松,结果导致侦查权侵犯人权现象严重。因此,要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科学侦查监督制度,必须坚持从中国国情出发,总结自己的实践经验,借鉴吸收西方国家的司法制度以及我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有益成果,以人性恶为预设,对该制度作出合理的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