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我国侦查行为正当性的构建

侦查行为是国家侦查权力运行的具体表现,侦查权的运行在我国具有极强的行政性特征,侦查行为在实施过程中体现出浓厚的强制性、行政性色彩,在性质上属于一种强制性行政调查活动而非司法性行为。侦查行为的非正当实施,常常侵害到公民个人的人身自由、居住自由、财产所有等多方面的基本权利和自由。如何更好地发挥侦查行为对人权的保障功能,实现侦查行为的正当性,充分发挥侦查行为的正向作用是探讨的核心问题。     

论我国刑事侦查权控制机制的完善——兼评外国刑事侦查权控制机制

刑事侦查权的控制机制是防止侦查权滥用的重要手段。比较研究发现,西方法治较为成熟的国家的侦查权控制机制主要有司法令状控制模式、司法救济控制模式和非法证据排除控制模式,这些模式的设计体现了权力制约的宪政精神,符合正当程序的诉讼原理,有利于保障当事人的人权。相比之下,我国侦查权控制机制的设计则存在诸多不尽合理地方,有必要借鉴国外立法中的有益做法,对侦查权控制机制加以完善。     

化解“执行难”新议——以执行权配置的“警察化”为中心

"执行难"的根本症结在于执行权"警察化"配置的缺失,与执行权的属性与机构的配置无必然的联系。现有的研究囿于"权属与机构"等宏观层面的研究,研究繁荣的背后有重复耕作之嫌,没有抓住化解"执行难"的现实需求。"疲软"的执行实施权无法满足强制执行所需迅速有效执行的要求,赋予执行人员相应的强制权,实现执行实施权的"警察化"是化解执行难的根本途径。     

论反恐刑事诉讼程序的启动——兼评《反恐怖主义法》中的行政调查权

基于恐怖活动犯罪具有较强的隐蔽性、突发性以及毁灭性等特殊特征,反恐刑事诉讼应具有及时性和主动性,在价值取向上应为安全优位兼顾自由。传统刑事诉讼启动程序强调立案独立性,无法满足反恐的及时性、主动性与安全性要求;《反恐怖主义法》行政调查权的强化有助于突破传统立案程序的瓶颈,但其所带来的危害同样不容忽视。在现实条件下,应建立专门的反恐刑事诉讼启动程序,取消立案独立性,降低刑事诉讼启动条件,实行案件登记制并完善立案前紧急措施。     

刑事侦查权与犯罪嫌疑人权利的关系

侦查机关与犯罪嫌疑人乃一对矛盾主体,侦查权与犯罪嫌疑人权利相互排斥。我国法律赋予侦查机关强大的侦查权,而法律对侦查权的限制及犯罪嫌疑人权利被侵害时的救济之规定存在诸多不足,尚需完善     

论和谐侦查之法哲学意义

法哲学是法学家提问,哲学家回答,它关涉"究竟"的问题。和谐侦查之侦查权必须具备两个属性:正确性或者恰当性,强制或者强力。前者表达了理想或者批判的一面,而后者则与社会实效相关。侦查之起源与运行蕴涵道德品质,并且面临着道德评价。和谐侦查趋善之外延是动态的,侦查趋善之路径应从侦查主体、手段、目的和结果入手。和谐侦查存在侦查能知道什么、又能做什么和应报何种希望的追问,蕴涵着纯粹理性、实践理性与判断力批判之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