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认识中共促成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中日民族矛盾开始升级。蒋介石集团实行"不抵抗政策",1932年又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置日本侵华于不顾,积极"围剿"红军。日本得寸进尺加紧侵华步伐,在华北地区制造了一连串的侵略事件,华北形势出     

"济南惨案"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战争

“济南惨案”是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发动的一次有计划、有预谋的军事侵略。从“济南惨案”到“九·一八”事变 ,都是源于日本军国主义的“大陆政策” ,都是日本对中国进行军事侵略的具体步骤。二者有着密切的联系 ,是一个过程的两个阶段。“济南惨案”是日本大规模侵华战争的前奏和开始     

论山西银号——兼谈日本军国主义侵华是晋商衰亡的直接原因

银号是明清时期伴随着金属货币白银的流通使用而产生并一直延续到抗战时期的金融组织机构。它的产生比票号早,消亡却比票号晚。在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商业贸易中曾发挥过重要作用。过去由于史料的缺乏和对票号、钱庄、当铺研究的重视,一直未对银号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以致对晋商银号的研究,特别是晋商的衰亡时间产生了一些误解。例如,黄鉴辉先生认为"清末还有部分钱庄和银号仍在经营货币兑换业务,清度支部就把它们改称为银钱兑换所,到了民国初年,这些银钱兑换所或停业或转业也就不存在了。这样,延续400多年的货币兑换商最后在中国历史上就消失了"[1]109。事实上,到民国初年,这些银钱兑换所还存在,银号仍在营业,除了一部分票号改营银号外,太原、晋中、长治、晋城、大同等地仍有二百多家银号,直到抗战爆发的20世纪40年代,由于日军侵略破坏,晋商和银号才陆续消亡,延续500多年的晋商最后在中国历史舞台上消失。结合大量史料,通过对银号这一在晋商兴衰过程中产生过重大影响和作用的金融组织进行探究,可以论证出明清晋商衰亡不在清末民初而在日寇全面侵华时期。     

抗战期间中国高校图书馆之损失

本文根据国内出版的史料和有关学者的著述 ,全面地论述了日军在1931～1945年期间对我国高等学校图书馆进行疯狂摧残和掠劫的事实 ,以及战后日本政府在所掠夺的中国文化典籍归还问题上所持的消极态度     

清理日本侵华思想--中国抗战胜利纪念的另一重要内容

中国人民纪念抗日战争胜利的内容和方式方法应该是多方面、多领域的,清理日本侵华思想是其中极其重要的领域,是一个深层次的方面.日本侵华思想导致了残暴的日本侵华战争,并把1945年之前的中日两国关系写实为日本的侵略和中国的反侵略,而且日本侵华思想也并未随着日本的战败投降而销声匿迹.相反,直到战后,它还潜在地影响着中日关系,使现当代中日关系的发展呈现出异常的态势.清理清除潜伏暗藏的日本侵华思想不仅是中国人民纪念抗战胜利的重要内容,更是健康发展中日关系的基础性工作,是中日两国人民的共同任务.     

论日本侵华思想理论的有关问题

日本侵华思想客现存在于日本向军事帝国主义转变时期及其之后的历史进程中。日本侵华思想理论的存在形态多种多样,相互之间具有明显的历史联系。它起始于幕府末期的对外扩张,形成于甲午战争以来的侵华活动,成熟于九一八事变后的大规模入侵。日本的侵华思想在侵华行动中得到体现和落实,实际的侵华行动又不断激发、孕育出新的侵华思想。日本侵华思想的产生和发展是多种社会历史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日军侵华违反的战争法规则

从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到1945年抗战结束，在长达十多年的对华野蛮侵略战争中，日本犯下了滔天罪行，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极为惨痛的灾难。也严重践踏了战争法的诸多规则。     

据之以史实：1940年宁波鼠疫“敌机散毒”记忆之形塑

1940年宁波鼠疫“敌机散毒”是侵华日军在中国战场首次细菌战实战试验造成的罪行，近年来引起学界关注，产生了一批梳理先期史料和发掘新史料基础上的研究成果。历史真相是人类记忆呈现的真实。有关1940年宁波鼠疫“敌机散毒”之历史记忆，大致由1940—1941年间宁波当地的新闻报道、医疗卫生人员工作报告等的初始记忆、1949—1950年间伯力审判后宁波鼠疫受害人和鼠疫防疫工作人员的控诉记忆和20世纪60—80年代亲历者的“三亲”访谈回忆不断形塑而成。“敌机散毒”这一层累之记忆史绝不是臆想、编造或虚构，可为确证侵华日军细菌战罪行提供新的证据。     

日本细菌部队官兵证言与侵华细菌战研究

战后原日本侵华细菌部队官兵证言的出现至少呈现三个层次，即1940年代末1950年代作为被审判者的第一批证言、1970年代中后期至1980年代来自“良心者”的第二批证言、1990年代“731热”催生的第三批证言。1990年代中期以来“证言潮”的出现，为日本侵华细菌战的深入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史料基础，日本侵华细菌战研究成为日本侵华史研究中不可缺失的领域。对于历史学者而言，原日本细菌部队官兵的“证言”并非对历史事实的简单忆述，还包括证言者对历史事实的价值立场，具有层累性和阶级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