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法学中法律行为概念的语言哲学分析——从中国法理学与民法学之间的争论谈起

对于"法律行为"的概念,在中国法理学和民法学中有着截然不同的理解。这种不同理解的原因在于赋予"法律行为"一词含义的路径不同。从语言哲学的角度来看,两者在本质上具有同质性,即赋予"法律行为"一种应然的理解。实际上,"法律行为"一词到底具有什么样的具体含义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对于一个学术概念的理解要在中国法学体系内部达成共识。这种共识的达成需要严肃而认真的学术对话。     

论表见代理

表见代理不是有权代理,与狭义的无权代理又有所区别。然而在当前经济生活中,表见代理也是不容忽视的。因此,有必要对表见代理制度确立的意义、构成要件、发生原因及法律后果等问题进行深入研究.以便减少因表见代理而产生的经济纠纷。     

畅通利益诉求表达机制的对策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结构转型、经济体制转轨、利益格局调整的关键时期,利益主体多元化和利益诉求多样化导致社会矛盾纠纷日益增多,有些甚至引发了群体性事件,究其原因在于利益诉求表达机制的不顺畅.提出了畅通群众利益诉求表达渠道的对策建议,以引导群众以合理合法的诉求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意愿.     

侵权法到底能不能独立于债法？——写在《侵权责任法》施行之后

在《侵权责任法》施行之后研究侵权法能否独立于债法,这对于目前正在进行的民法法典化有着重要意义。从侵权概念的定义来看,侵权可两分为侵权行为和侵权事件;从侵权现象的法制史来看,侵权的产生早于债的产生;从民法规范的逻辑结构来看,民法规范只包括＂假定＂和＂处理＂两部分,而保护性法律关系和调整性法律关系均属于＂处理＂。因此,侵权法不能独立于债法。     

论涉外知识产权转让合同的法律适用

论述涉外知识产权转让合同法律适用的特殊性为转让标的具有地域性、知识产权的无形性以及转让合同与知识产权效力之两分性。分析国际合同准据法的一般适用原则,分别为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和最密切联系原则。指出一般原则在涉外知识产权转让合同中的适用为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和适用最密切联系原则:特征履行说。提出确定涉外知识产权转让合同法律适用的思考分别为以意思自治原则为基础、标的与合同效力法律适用两分法以及特征履行理论应充分考虑知识产权的特殊性。     

采矿权抵押若干法律问题分析——基于采矿权抵押案的探讨

作为国土资源流转的重要部分,采矿权的抵押给企业提供了融资机会.采矿权的抵押,属于非移转占有型动产担保,我国物权法明确规定法律、行政法规未禁止抵押的财产均可设立抵押权,扩充了动产担保物的范围.采矿权客体为动产,其法律属性为自物权.采矿权抵押合同不属于登记生效的合同.公证不是采矿权抵押强制执行效力产生的原因,申请法院执行采矿权是物权法赋予抵押权人的法定权利.作为中外合资企业对外提供采矿权抵押担保无须股东会决议,董事会决议合法有效.     

从传统法律观念到现代法律意识——论农民法律意识的现代化

农民法律意识的现代化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价值和农村社会秩序变化等方面来说对中国农村由传统农村向现代农村转型都有着重要地位和作用。但农民法律意识的现代化当前正不同程序地受农民传统法律观念 ,农民自身素质、农村的经济发展水平、社会的法律环境、执法与司法运行状况、法制教育等方面的影响和制约。因此 ,应全面提高农民素质 ,加快农村经济发展 ,健全农业和农村方面的立法 ,加强农村的执法和司法 ,落实村民自治 ,深入普法等等 ,培养农民的现代法律意识 ,促进农民法律意识的现代化。     

美国《关税法》337条款探析

文章对美国《关税法》337条款的内容特点做了深入和客观的分析,对337条款与WTO有关贸易规则、美国301条款、反倾销条款的异同进行了比较研究,并对如何完善我国的相关法律制度,及我国企业在对外经贸往来中如何应对337条款以维护自己的合法利益提出了有针对性的法律建议。     

操纵市场行为的几个基本问题

操纵市场行为的定义、法律性质与分类等基本问题是充分监管、有力处罚和有效预防操纵市场行为的基础性问题。操纵市场行为应当定义为以欺诈致使他人从事证券交易为目的,制造虚假的证券交易或者其他虚假现象的行为。操纵市场行为的法律性质不是垄断、恶意投机,而是证券欺诈。操纵市场行为可分为交易型和非交易型两大类,合同型和行动型操纵市场行为不应成为独立的种类。     

在华国际非政府组织法律规制缺陷及应对

国际非政府组织在华已经活动三十年有余,中国仍然在对其法律规制层面存在种种缺陷,这与中国根深蒂固的对其不信任态度及防范意识分不开的.鉴于其在中国经济建设中发挥出的出色积极作用,在没有满足颁布诸如《非政府组织法》等专门法规条件之前的过渡期之内,中国政府应该转变对其的指导思想及态度,通过完善现有中央层面及地方层面法规,加强对其法律规制.除此之外,在华的国际非政府组织应该通过完善与缔结自身行为准则等途径,提高自身素质,积极寻求与中国政府合作的机会,获取国家及人民的信任;同时,中国本土的非政府组织也应该勇敢的走出国门,提高国际事务的参与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