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资本对居民生活垃圾分类行为的影响机理分析

社会资本与环境保护合作行为的逻辑关系已经成为环境管理的一个重要研究方向。基于219户城镇居民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发现,除了年龄、受教育年限和中共党员身份外,以社会网络、社会规范和社会信任为要素的社会资本,对提高居民生活垃圾分类水平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具体而言,社会网络能够降低居民机会主义和“搭便车”的行为倾向;社会规范能够提高居民行为的可预测性,增强居民投资环境保护集体行动的信心;社会信任则通过降低交易成本,促进居民生活垃圾分类的自主合作行为。为从源头上化解我国生态环境管理面临的“垃圾围城”困境,政府应积极促进居民间的网络互动,完善互惠共享的社会规范,提升居民间的普遍信任,同时加大对生活垃圾分类知识和技巧的宣传力度、发挥党员在遵守社会规范中的带头作用,通过社会资本发展促进公众的自主环境保护合作行为。     

农民工住房保障政策失灵及其矫正策略CSSCI

农民工住房保障既存在保障房类型单一、保障房资源配置非均衡、政策排斥严重与覆盖范围小等固有的缺陷性失灵,也存在地方政府选择性执行、保障房"空间失配"等政策变异性失灵。住房保障政策失灵的主要原因在于政府认识不足、财权与事权不对等、土地供给障碍,亟待实施差异性住房保障政策、建立住房保障财权与事权分担机制、破解土地瓶颈等予以矫正。     

主客观社会地位对社会信任心态的影响

采用对北京、上海、广州、郑州、重庆、西安、武汉七个地区城市居民信任状况调查数据,从个体微观层面探究个体客观社会经济地位、主观社会地位与社会信任水平及其维度之一人际信任的关系。研究发现,(1)客观社会经济地位与社会信任水平不存在相关,与主观社会地位存在显著正相关。主观社会地位与社会普遍信任水平存在显著正相关。客观社会经济地位与家庭月收入和文化程度两个指标均存在显著正相关。此外,男生和女生的主观社会地位和社会普遍信任水平均不存在显著差异;男生和女生的客观社会经济地位存在显著差异,男性的客观社会经济地位显著高于女性。另外,年龄与客观社会经济地位和主观社会地位呈显著正相关,与社会普遍信任水平不存在相关关系。(2)客观社会经济地位和主观社会地位均与人际信任存在显著正相关。这表明,就主客观社会地位与社会信任水平的关系而言,与客观社会地位相比,主观社会地位与社会信任的关系更敏感。主客观社会地位与人际信任的关系不同于社会信任水平,这表明更为细致地探究主客观社会地位与社会信任不同维度的关系有其必要性。     

农民工制度化维权意愿的多维度分析

基于对武汉市农民工的调查数据,考察了农民工制度化维权意愿的基本状况,并从社会网络、政治信任和企业制度三个维度分析了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农民工具有较强的制度化维权意愿。其中,老乡会、政制信任度和企业的侵权状况对农民工的制度化维权意愿有显著影响,而工会、对政府的信任度和企业的社会保障水平等变量影响不显著。个体特征方面,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政治面貌和在岗职位成为影响农民工制度化维权意愿的重要因素。     

营销渠道中合同详尽性对角色外利他行为的影响——信任与投机的中介作用

以营销渠道行为理论为基础,探讨合同详尽性对经销商角色外利他行为的影响,并提出了信任与投机行为在合同详尽性与角色外利他行为关系间起中介作用。以中国家电行业经销商为调研对象,运用多元回归分析方法对660份有效问卷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合同详尽性对经销商角色外利他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经销商信任、供应商投机行为在合同详尽性与角色外利他行为之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     

信任对农民创业机会识别的影响

基于信任视角,构建农民创业者信任对创业机会识别的理论分析框架,运用链式多重中介方法,对浙江、安徽、河南和陕西4省880份农民创业者访谈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发现:信任能显著提高农民创业机会识别;农民创业者信任能通过外部知识获取与创业警觉性对创业机会识别产生间接影响,其作用路径有三条:外部知识获取的部分中介作用、创业警觉性的部分中介作用及外部知识获取与创业警觉性的链式中介作用。因此,政府应完善农民创业相关规章与制度;推进农村文化建设,提高信任水平;增加农民创业知识与技能的供给,培养农民创业者的机会警觉性。     

中美关系中的不信任问题分析及对策探究

中美互不信任是中美关系中的根本问题,中美之间信任的提升有利于其他问题的解决.造成中美互不信任的主要原因在于中国的崛起和不同的社会文化与政治体制,解决中美互不信任问题的对策则是进行长期战略对话和在国际制度框架内进行有效的合作.     

男性犯罪青少年人际信任与社会支持、应对方式的关系研究

通过对山东省少年管教所189名男性犯罪青少年人际信任的特点以及与其社会支持、应对方式的关系进行研究发现:(1)男性犯罪青少年人际信任水平比同龄男性中学生低,且差异显著;(2)其社会支持与人际信任水平呈正相关;(3)积极应对方式与人际信任水平呈正相关,消极应对方式与人际信任水平呈负相关;(4)人际信任、社会支持和应对方式之间存在复杂的因果关系;(5)各种客观变量对人际信任的影响甚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