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深化、信息不确定性与企业出口平稳性

互联网作为信息搜寻和传播的重要渠道,有利于缓解国际市场不确定性对企业出口决策的影响,从而有助于稳定企业出口预期,保障出口企业的持续生存。本文首先基于Fernandes 和 Tang(2014)的研究框架将互联网深化程度和出口集聚同时纳入到异质性贸易企业模型,在剥离出口集聚对企业出口行为影响的基础上,从理论视角揭示了互联网深化程度提高影响企业出口行为特别是出口持续生存的内在机理与方向。研究发现,不同于出口集聚会同时影响企业的需求冲击和成本冲击,互联网深化带来的信息溢出效应会通过贝叶斯法则(Bayesian Rule)使得企业修正其对国际市场不确定性的预期,提高其对目的国市场成本冲击的估计精度,从而在互联网深化程度较高的城市,企业进入出口市场的临界生产率较低,有利于其出口参与度和出口稳定性的提高。然而互联网深化程度提高不影响企业在目的国市场产品出口的集约边际。本文使用2000-2013 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国海关数据库和中国城市统计年鉴数据库的匹配数据从企业-目的国-产品层面实证检验了本文的理论命题。研究表明,我国政府应充分发挥互联网发展降低信息不确定性的微观机制,以推动外贸的平稳增长。     

政府突发事件信息传播的话语噪音及意义构建

自媒体语境下,公众的批判性、非理性以及话语失控等新的公共话语范式,给政府突发事件信息传播及有效的舆情引导带来诸多噪音干扰。作为政府信息最外显、最关键的传播载体,政府话语所体现的噪音干扰主要表现为信息显性的话语符号冗余与隐性的传播意义阻塞。因此,各级政府要增强突发事件信息传播效果,一方面,要树立话语责任,提升官民良性沟通关系认知,有意识控制政府话语的冗余传递,避免突发情境下政府信息传播的误读损耗;另一方面,要善于构建官民话语共通的意义空间,不断扩大官民信息交流的话语公约数,重视政府信息传播中的"共情",进而提升政府突发事件信息传播的话语引导力、公信力和影响力。     

传播信息和承载意义的“城市天际线”——传播学的进入与思考

"城市天际线"通常是指城市特定地点的高楼建筑群与天边相连而构成的整体景观。它为进入城市、身在城市、或在外关注城市的人带来视觉冲击,标示着人的力量与自然的力量的独特结合。从传播学角度审视这一城市现象,现代城市天际线的出现与摩天大楼的诞生相连,成为近代以来的贯穿实用主义精神象征性传播媒介,它汇聚了多种空间传播语言,延续着人类对于高度及其意义的向往和移情。城市天际线既是一种实物媒介,同时也通过各种各样的媒体得以呈现,获得丰富的社会意涵。     

20世纪初中国人对马克思思想解读的再评价

19世纪末20世纪初,马克思的思想就传入了中国,梁启超在传统大同思想与社会主义贯通中对它进行解读;早期国民党人在批判资本主义,建构民生主义中对它进行评价;无政府主义在反传统中认同马克思的共产主义。虽然各有局限性,但又各有自身的意义。以十月革命的经验解读马克思主义,遮蔽了对马克思思想早期传播的研究,研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对认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重要意义。     

高校图书馆如何与时代精神相契合

砥砺奋进的新时代,给高校图书馆注入了强劲的发展动力,从而对其资源、信息质量需求、新技术平台、经费等提出了新的挑战。如何与时代精神相契合,适应时代精神的发展,本文进行了相关的探讨及建议。对高校图书馆如何改进资源建设新型模式,大数据时代完善服务内容,改进服务方式,提高服务质量,更好地发挥其精神建设作用提出了看法。     

城市网格化管理:运行架构、功能限度与优化路径——以上海为例

网格化管理通过数字技术的嵌入,延长了治理链条、整合了末端管理力量,有利于改善城市管理中长期存在的条块分割、各自为政现象,提升了管理精细化水平。但同时也存在着统一的科层化管理与区域治理生态多样性冲突、行政化治理与无限连带责任困境、目标责任制管理与选择性执行困境、碎片化治理下的协同困境等现实功能限度。消除这些机制负效应有赖于正确认识网格化管理的功能定位,科学合理设置网格单元,强化以源头防控为目标的联动治理,推进执法管理力量下沉以及构建起政府、市场和社会多元主体间相互制衡、良性互动的制度性权力关系,实现从网格化管理到参与式治理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