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的吏治改革思想

柳宗元从满足“生人之意”出发,主张“任人唯贤”,并针对官吏为盗的现象,要求“齐其法制”,“条其纲纪”,以法治国,在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提出“官为民役”观点,比孟子、贾谊的民本思想大大前进了一步,达到了我国封建时代吏治、民本思想的高峰。但也有其局限性的一面。     

训诂学与俗文化研究

郭在贻提出研究俗语词为训诂学开辟了一个新领域,但对现在的俗语词没有提及.训诂学不应局限在俗语词方面,还应扩大到俗文化范围,从研究古书走向俗文化研究,对人们喜闻乐见的俗文化现象进行研究,揭示其所以然及俗误.训诂学对周易预测算命、取名、方俗语研究、英语教学、新词揭源、地方文化研究及数字化电子文献的整理校勘等都有重要作用.     

中庸与华夏文化“一”、“二”、“三”

"极高明而道中庸",是中华民族高度重视实践理性的反映。但是,文化的民族性和时代性等各种因素的耦合,使传统文化具有了复杂性。重视实践理性的民族性和"一"于"道"、"一"于天理、"一"于礼义的封建性在中庸思想里都有典型体现——所谓"叩其两端竭其中",就是这种"一"于"道"的封建性本体论趋向与"叩问"二元的现实实践趋向的多重交叉,形成了"一"中有"二"、"二"中有"一"、以"一"为体、以"二"为用的中庸思想结构。其缺陷是"中"与"庸"即"用"失衡、封建教义与现实实践失衡、封建教义之"一"与现实实践的一定程度的多样性之"二"失衡。我们认为,庞朴先生"中庸"即"三分"的观点,是消解这种"一、二、一"僵化结构的时代性创新,具有实践主义的现实指向。     

李渔小说“俗而不俗”的语言风格

李渔的小说,推崇"俗而不俗"的语言.主要表现为:好造奇语.对话机智生动,叙述语言幽默风趣和爱发奇论.他的语言风格体系,虽然不如"三言"凝重厚实,却别有一番雅趣和灵气,因而也更富有"文人文学"的意味.     

“人权运动”中的现代国家建构——以《新月》为中心的分析

1920年代末至1930年代初,胡适、罗隆基等人发起一场要求“人权”与“约法”的运动。学界一直以来大都视之为中国学人争“人权”的运动。然而在现代国家建构的视野下,“人权”、“约法”本为其题中要义,其时中国学人相关诉求的背后,更是他们之于现代国家的理解和建构规划。在这一意义上,他们批判、重建国民性,亦是为现代国家准备相应的国民性基础。因此,这场“人权运动”也是近代以来中国民族国家意识觉醒和现代国家公民自我确认的重要组成部分,并融入到现代中国民族国家建设的系脉之中。     

“神技无技”：庄子技艺美学思想的吊诡

庄子用合道的神技来取代技艺,即用道的自然无为来改铸技艺,无为是无为了,但也就没有人为之技艺了,此即“神技无技”。神技不具有技艺的规定性,技艺是目的性有为,神技是自然无为;技艺创造的是第二自然,神技则不害第一自然。神技也不是现实的技艺或其比拟,神技是对人为技艺加以“自然无为化”或“道德理想化”后的虚构,有其神秘性。神技的逻辑结果就是对现世技艺的取消与否定,如“无画之画”、“其钓莫钓”、“无乐之乐”等。神技经后世的理论转化后,实现了与技艺的统一,那时才显现出“无法之法”等艺术创造思想。     

从《骆驼祥子》看老舍的“京味”语言特征

老舍作为中国当代文化的巨人,不但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独树一帜,在语言的应用上也别具一格,形成了自己独具魅力的语言风格,“京味儿”是其语言艺术特色中最引人注目的一大亮点。本文就其作品《骆驼祥子》,浅析“京味儿”语言在运用过程中的特征。     

宋词雅俗新探

两宋词坛的雅俗之辨事实上是在“文”与“质”两个层面上进行的。如果以此为角度切入 ,就可以从宋人繁多的诗话、词话、笔记以及词和词集的序跋中清理出宋词雅俗流变的两条线索 ,并对其成因有所了解。     

上博简《邦风》"其声善"解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孔子诗论》云:《邦风》“其声善”。“其声善”是对宗周“典乐”演礼流程的特征性总结。《邦风》以兴言礼义,以乐奏象礼,歌于君臣燕飨“典乐”,弦于乡人举贤序齿,“文而谲谏”,“广乐成教”,是获得上下认同的有效政治途径,广泛切实地履行宗周“典乐”温柔敦厚的《诗》教使命。     

论公序良俗

公序良俗是从观念发展到判例 ,从最初对契约自由原则的限制而后被逐渐提升为判定法律行为的一般依据 ,最终成为现代民法上的一项基本原则的。作为民法上的一般条款 ,其是立法的基础和当事人行使权利的准则 ,也是法律解释、漏洞补充及司法机关进行创造性活动的依据 ,违反公序良俗原则 ,理应承受不利的法律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