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文学的历史传统与现实处境

通过对２０世纪 ５０年代文学创作的历史传统与现实处境的批判性审视,认为 ５０年代文学创作的政治化、模式化绝不是个别时期内的个别现象,它受到了五四新文学以来的功利传统、国家政治、作家主体退位等多重因素的影响。     

令狐楚简论

如何评价令狐楚 ,关涉到唐代历史上的许多重大事件和唐代文学史上的不少重要人物 ,但其生平的诸多方面仍存有含糊不清或是非不明的遗憾。他的文学创作 ,在当时即深受白居易、刘禹锡等著名文学家的推崇 ,而当今的文学史却只是在评论李商隐时才略略提及。本文在史料考辨的基础上 ,力图进一步辨明令狐楚仕履中的是是非非 ,并对其文学成就作一公允的评说。     

唐代文学与文学传统

唐代文学是中国文学史上最辉煌的时期 ,创造了后世难以为继的繁荣。唐代文学是经过数百年艺术创作经验积累后的一次大释放 ,是对前代文学传统的最佳继承 ,并为后世提供了典范。继承是根基 ,创新是生命 ,只有处理好二者的关系 ,才能创造出新的辉煌。这是新世纪学术界及文学家应当深思的问题。     

关于中世文学开端的一点想法

中国文学史有关上古、中世、近世的分期法 ,早先是通过明治时代日本的中介影响 ,借鉴了西方历史的划分标准。这套标准本身有其特定的构架及内涵 ,故在今天采用上述分期法时 ,仍应考虑到与它的对应性。从我国早期文学的表现形态来看 ,至秦汉 ,文学的发展受专制独裁政体及思想统制的压抑 ,丧失了先秦文学中曾出现的相对比较自由的精神与批判意识 ,质性上显示出较明显的异面 ,并对后世有着深远的影响。比照欧洲中世纪文学的情形 ,笔者赞同以秦汉作为中国中世文学的开端     

科幻小说的科技创新功能

科幻小说具有科学基因与文学基因的双重属性,这种双重属性从根基上决定了科幻小说与科技创新有着不解的情结,从科技探索的动力层面和科技成果的孕育层面论述了科幻小说的创新价值,以期引起人们对文学科学价值的关注。     

读者·作品·召唤结构--关于多维文学接受的一种构想

艾布拉姆斯的文学批评四要素中,“读者”是最后一个进入研究领域的。注重读者创造性的文学接受过程事实上涉及到接受主体的一切方面,并通过作品的阅读评价曲折地反映出来。受伊瑟尔认为作品是一种“召唤结构”式的存在启发,我们提出读者也是一个具有特定含义的“召唤结构”,并主要通过心理学和哲学解释学的方法为文学接受过程的复杂性和多维性做出一个尽可能清晰的理论描述,使文学解释获得一个相对稳定和可靠的立足点,进而对读者的接受心态起到一个预先调节的作用。     

短信文学的文化意义“怎么估计也不过分”吗——与马相武教授商榷

马相武教授的《短信文学的文化意义》夸大了短信文学的社会文化意义,离学理和事实甚远。假如我们看不到文学降低高度所潜藏的弊端,以为“文学能够降低自己的门槛”就任其降低门槛,甚至还鼓吹“文学需要降低自己的门槛”,那就很有可能得不偿失了。一方面,我们必须注意到潜藏于新技术背后的商业力量；另一方面,我们必须竭力避免走入“技术万能论”的心理误区。倘若把“文学本身”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代”寄托在“新技术和新载体”上,那么,虽然不能说完全是梦想,但仍不免让人感到有些悲哀。     

中国古代叙事文学的三种深层结构

高小康在《中山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撰文指出，中国传统叙事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三种深层结构：一是历史与道德统一的正史结构。历史与道德的统一这种深层结构对于官史来讲具有意识形态的必要性。它肯定了已存在的历史事实的合理性，因而也就在劝喻统治者重道德、重民意的同时保证了每一个朝代的统治都是天命所归，具有道德的必然。对于小说叙述来说则可能更多地是在满足一种道德需要。这种需要最终被抽象为善恶因果循环报应的叙述逻辑和在戏剧叙事中常见的“大团圆”式结局。二是从情感逻辑出发的历史批判性叙述结构。历史与道德统一的叙事意图是由社会文化传统和特定的意识形态派生的精神生产活动，而情感化的叙事则是个人与社会关系的表现。用情感逻辑来叙述历史事件的因果关系，显现出来的是历史的不合理性。这意味着叙事有了与正史不同的意义。这类叙事通过强化表现历史的不合理性，而获得情感表现的强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