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中世纪英国犹太人的“黄金时代”

一般说来，犹太人在中世纪的西欧遭受了许多歧视、迫害和驱逐。相比较之下，12世纪的英国犹太人却因享受到了王室有力的保护政策并与基督徒邻居甚至当地的教会机构和睦相处，这是犹太史上少有的“黄金时代”。透过12世纪犹太社区的柘殖、犹太借贷业的空前发展及其财富的大量积累可探寻促使犹太社区兴旺繁荣的原因。     

附设于法院的医患纠纷非诉讼调解机制研究——以《日本民事调停法》为视角

针对医患纠纷的特殊化、专业化、以及当事人矛盾的尖锐化,通过设置附设于法院的非讼调解制度,具有相当的紧迫性。大陆法系各国对于专业性极强的纠纷都纷纷设置了调解制度,日本单独制定了《民事调停法》我国建构附设于法院的医患纠纷非讼调解制度有必要借鉴《日本民事调停法》。     

农民工选择纠纷解决方式的影响因素

人们在纠纷解决过程中诉诸或回避法律的原因一直是法学界、法社会学界讨论的热点话题.以农民工群体为例,通过对调查数据的统计分析,探讨农民工选择的四种纠纷解决方式(忍着、自己找对方解决、通过第三方解决、诉诸法律途径)与其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对农民工诉诸或回避法律的原因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影响农民工在纠纷解决中诉诸或回避法律的因素有法律知识水平、经济收入水平、权利意识、对法律功能的认知以及对人情与法关系的认知.这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法律知识假设、法律的资源代理假设、权利意识假设和司法腐败假设.     

国民政府在第三次康藏纠纷中的治藏之策

民国时期的第三次康藏纠纷由国民政府主持调解,反映了国民政府对康区和西藏的统属关系。由于康藏纠纷的复杂性,国民政府在处理过程中的措施和原则,实际上是国民政府的治藏政策的综合反映。研究这一历史事件,有助于认识近代中国治理西藏的历史事实。     

集体林权纠纷解决的制度现状与对策研究--基于江西省某县个案的分析

化解集体林权纠纷是新一轮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重要工作,但林权纠纷解决难度大,影响了改革工作的深入开展。研究首先梳理了集体林权纠纷解决的制度安排;其次以江西省某县A、B两个村民小组因737号山场发生的林权纠纷案件作为研究对象,介绍了林权纠纷解决过程的特殊性;再次,探析了现行纠纷解决制度存在的低效问题及其成因。最后提出完善制度的顶层设计、重视非正式制度作用、加强调解机构能力建设、创新纠纷解决方法等对策建议。     

不同收入层次下的农户借贷需求意愿

基于包头市东河区14个农村250户农户的实地调查数据,采用分层模型对不同收入层次下农户借贷需求意愿和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得出村庄层和家庭层均对农户借贷需求意愿产生影响,村庄类型、村庄所处地理位置、周边金融机构数量,户主年龄、受教育程度、家庭收入稳定性与政府重视程度对整体农户借贷需求意愿有显著影响;从收入分组结果看,村庄类型和收入稳定性是影响不同收入层次农户借贷需求意愿的共同因素,而农户家庭收入来源和优惠政策激励对不同收入层次农户的借贷需求意愿均无显著影响,其他因素对农户借贷意愿影响存在差异,处于收入层次两端农户的借贷意愿不受农户个体特征和金融环境的影响,尤其是低收入农户受到一定的金融排斥。     

中国农村民间借贷市场融资约束环境下利率定价模型分析——以广东农村实地调查数据为例

通过对广东农户民间借贷行为实地调查的问卷进行数据分析,了解农村民间借贷中的资金供求关系,发现存在的融资约束问题,进而对融资约束环境下民间借贷资金利率定价过程进行实证分析;着重考察农村民间借贷利率受公共信息和私人信息影响的程度,从借款人和贷款人的角度分别建立定价模型进行经验分析。结果显示,定价模型在F检验1%水平上显著,其他模型具有R2的统计显著性;反映借款用途的变量在10%水平上显著,其他变量均在5%水平上显著。这说明该市场利率能够反映公共信息的影响,借款人和贷款人的利率定价也反映了各自私人信息中相关风险和财务能力因素的影响,得到的经验结论主要是:第一,农村民间借贷市场是自主交易的金融市场;第二,其利率定价过程基本市场化。     

和谐社会与我国行政诉讼制度的发展

行政诉讼是政府和公众之间"利益沟通"的最为权威、正式的法律机制.现阶段,我国的行政诉讼呈现出起诉和受理难、应诉难、审理难、诉讼成本高、当事人胜诉难、执行难等困境,只有通过系统的制度改造,行政诉讼才能真正成为构筑和谐社会的司法公器.     

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构建

鉴于西南很多少数民族在历史上都有自己的纠纷解决机制、社会转型后非常规性纠纷的大量出现、现有国家纠纷解决机制自身存在的缺陷等问题,应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建立起灵活多样、多层次、多维度的社会纠纷解决机制。其中关键是如何协调传统纠纷解决机制与国家现行纠纷解决机制的问题,借鉴国际上的相关做法可以为我们提供更好的途径。     

证券纠纷特别代表人诉讼的理论反思与规范解释

出于公益维护的目的,最高人民法院在起草《证券诉讼规定》时,为证券纠纷特别代表人诉讼添加了许多公益色彩。“公益目标”和“私益内核”的双重影响,使得证券纠纷特别代表人诉讼的性质不明,不仅导致投保机构的诉讼地位和权利界限不清,还导致特别代表人诉讼和普通代表人诉讼的关系紧张。以民事诉讼学界对“公共利益”“私益诉讼维护公益”的研究为依据,可论证证券纠纷特别代表人诉讼的性质是私益诉讼。在此基础上,一方面,结合任意诉讼担当理论,可准确界定特别代表人诉讼中法院、投保机构和投资者的关系,厘清投保机构的诉讼地位和权利界限,并重新解释《证券诉讼规定》第21条和第22条。另一方面,结合普通共同诉讼理论,可重新界定并消除特别代表人诉讼和普通代表人诉讼的紧张关系,并重新解释《证券诉讼规定》第32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