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纠纷特别代表人诉讼的理论反思与规范解释

出于公益维护的目的,最高人民法院在起草《证券诉讼规定》时,为证券纠纷特别代表人诉讼添加了许多公益色彩。“公益目标”和“私益内核”的双重影响,使得证券纠纷特别代表人诉讼的性质不明,不仅导致投保机构的诉讼地位和权利界限不清,还导致特别代表人诉讼和普通代表人诉讼的关系紧张。以民事诉讼学界对“公共利益”“私益诉讼维护公益”的研究为依据,可论证证券纠纷特别代表人诉讼的性质是私益诉讼。在此基础上,一方面,结合任意诉讼担当理论,可准确界定特别代表人诉讼中法院、投保机构和投资者的关系,厘清投保机构的诉讼地位和权利界限,并重新解释《证券诉讼规定》第21条和第22条。另一方面,结合普通共同诉讼理论,可重新界定并消除特别代表人诉讼和普通代表人诉讼的紧张关系,并重新解释《证券诉讼规定》第32条。     

民国时期社会转型中的城市婚姻纠纷

民国时期,受西方婚姻观念和习俗的影响,中国城市居民的婚姻观念,特别是年青人的婚姻观念发生了重大变化。由于家长与子女婚姻观念转变的不同步、男女转型的不同步,加之女子社会地位和觉悟程度的一定提高,一部分女性勇敢地拿起法律的武器以结束自己不幸的婚姻,从而使民国时期城市婚姻纠纷呈上升趋势。     

非现金支付方式、借贷获得与旅游消费支出——基于CHFS 2017数据的分析

支付方式的改变是中国新经济的一个典型特征。非现金支付改变了中国人的消费习惯,对当今消费产生了重大影响。文章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2017(CHFS2017)数据,研究了非现金支付方式对个体旅游消费支出的影响。结论如下：使用非现金支付能够促进旅游消费支出;风险偏好对非现金支付方式促进旅游消费支出具有调节作用;借贷获得在非现金支付对旅游消费支出的影响过程中起中介作用;支付方式的不同组合,会导致旅游消费支出不同;旅游消费支出具有城乡和群体异质性。非现金支付方式对城镇地区和新一代个体的旅游消费促进作用更大。依据上述结论,文章最后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家族文化构筑的潮汕侨批纠纷调处方式探析

潮汕侨批是侨批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家族文化的沁润奠定了潮汕侨批产生的基础,衍生了潮汕侨批民间法规则,也为侨批纠纷的调处提供了保障。家族文化中的商业诚信理念和规则为纠纷预防提供了特有的文化资源;自力救济、侨批行业公会调解、公堂调解、盟神查案、适用无过错赔偿原则等调处纠纷的方式,在当下仍有一定的借鉴价值。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之际,坚持德法共治,弘扬侨批文化,发挥其在基层治理中化解纠纷的功效,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我国对外劳务合作法律制度的完善

《对外劳务合作管理条例》为我国对外劳务合作关系的调整提供了法律依据,明确了我国对外劳务合作法律关系的构成及性质,确立了对外劳务合作的市场准入制度及劳务人员在我国对外劳务合作法律关系中的主体地位,基本界定了对外劳务合作法律关系的内容,但存在劳动合同关系下三方主体间的权利义务模糊,服务合同的性质不明确,法律责任的规定有失公允,一些管理性规范在司法实践中的效果大大减损等问题。应在《劳动合同法》《合同法》中增加有关对外劳务合作的内容,公平划定对外劳务合作企业与劳务人员的法律责任,加速与主要劳务输入国劳务合作条约的建立,并把劳务人员权益的保障作为对外劳务合作法律关系调整的主旨。     

清末涉外版权纠纷问题

所谓版权,亦称著作权,是指著者及其他著作权主体,依照法律规定,对文学、艺术和科学技术等作品所享有的各项专有权利。著作权作为一种无形财产权,是知识产权的重要组成部分。清末时期的涉外版权纠纷问题,是中国涉外知识产权纠纷最重要的原初形态之一。关于该问题的研究,以往学者     

医患纠纷“多发”与“激化”的原因二元论

医患纠纷"多发"源于现在医疗模式的转变。纠纷的"多发"属于医学发展过程中的正常现象,也是世界各国的普遍现象;医患纠纷的"激化"原因在于纠纷解决的路径不畅,属于特殊现象,我国的情况尤其严重。显然,单纯依赖医疗体制转变来解决纠纷的"多发"与"激化"的观点,既过于笼统,又有些不切实际。正确认识"多发"与"激化"的原因二元论,既有利于澄清"医患纠纷的解决取决于医疗体制转变"观点的偏颇,避免制度的盲目转变,又有利于以民众需求为视角,设计出民众所接受的纠纷解决途径,有效地抑制纠纷的激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