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之艺术”观与现代中国理想文明的整体建构

中国新思想家在1920年代中后期积极倡导“生活之艺术”观,尝试为中国的新生建造整体的理想道德与文明体系,这是1920年代的重大思想事件。“生活之艺术”观既是一种理论模式,包含实证科学时代的世界解释系统、“人学”解释系统与文明史观,同时也是一种通过文明批判逐步建造道德与文明体系的实践模式。它由蔼理斯创建,经过“中国化”的理论改造后,成为根植中国实际、解决“中国问题”的新“认识性装置”。周作人等新思想家立足“生活之艺术”的理论系统,针对中国各类具体伦理事象作出文明批判实践,力求逐步推进道德与文明的总体性建构,但国民革命时期加速败坏的社会道德却令周作人等新思想家丧失了建造新道德与新文明的信心。     

中共舆论监督观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考察

中共舆论监督观的形成、发展和不断完善既有复杂的社会和历史原因,也有极为深刻的理论和实践渊源。从历史角度考察中共舆论监督观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对于理解目前中国正在孕育和逐渐走向成熟的公民社会和建设中国特色民主政治体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中共舆论监督观的形成和发展分别经历了探索借鉴期、孕育发展期和不断完善成熟期三个阶段,反映了近代中国所经历的巨大社会变迁,同时也折射了这种变迁与外部世界环境变化的密切关系以及中国人民在争取民族独立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对民主政治追求并努力实践的精神风貌。     

从马克思对科学的独特主张看国家文化发展战略

一个多世纪以来,关于中国传统文化是否孕育出近代科学的争论,并没有抓住科学与文化的关键问题,同样,马克思在科学问题上的独特见解长期以来也没有得到切实的把握.从马克思对科学的独特理解看,过分强调科学的功利性、不适当地强调思想的统一性,是中国近代以来科学发展和文化进步存在的痼疾.在当前进一步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和时代化的过程中,国家文化发展战略务必要从中吸取经验和教训.     

艺术生产论的当代意义与发展局限

艺术生产论是新时期以来我国文论界提出的一个重要的文学理论,近年来理论界对其的反思和评价很少深入联系马克思的“实践”范畴,而这恰恰是评价艺术生产论理得失的关键,应联系马克思的“实践”范畴,这样才能对艺术生产论的当代意义和发展中的困境作出准确的评价和把握.     

对文化视野下人的主体性的认识

文化与人不是分裂的而是统一的,虽然在历史上,文化与人的统一带有复杂的矛盾,而且往往是对抗的性质。但作为具有科学合理的主体性的人来说,文化能说明他的创造性程度,能说明他的能力和才干已发挥的程度。文化不应被看成是某种在人之外的东西,而是主体本身固有的活动,人是文化的主体。反过来,文化是人实现社会发展的领域,是形成、发展、成熟人的主体性的土壤性因素。因此,笔者认为必须在文化的视野下对人的主体性加以认识。     

“新民”与“死生观”的纠缠——梁启超从“宗教”到本土文化的关注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世界各国"尚武"风潮盛行,梁启超感到必须面对"死生"问题。在探讨支撑"死生"问题的理论根据时,梁启超认为其他国家的宗教各自有死后的世界,尤其是佛教追究到终极,而中国古代思想在这方面鲜有系统论述,这是一大缺憾。梁启超试图从佛教和墨学的理论中来探寻死生观的精神依据。但在讨论轮回的时候,梁启超不谈"无我",而着重于"有我",即他重视"有我"在世间的功用。梁启超得到心理学的后盾之后才谈论"无我",还提到墨子的明鬼论,同时要援用"魂学"来补足墨子的死生观。在梁启超那里,"精神"的含义也经历了一个演变的过程。他原来将"不死"作为"精神"的表现,但后来逐渐将其作为东西方文化的核心即"精神文化"而赋予其价值。与此同时,梁启超还注意到不能用西方宗教观念涵盖中国民间文化,将中国民间文化作为中国特有的文化而给予肯定。     

当代中国社会需求观问题研究

需求观决定着人们的消费方式,进而影响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影响着社会的稳定和谐。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需要是人对自身缺失状态的一种观念性把握,具有社会性、自觉性、层次性和开放性。当代中国社会出现了需求一维性、需求无度性、需求异化性等问题,使人沦为财富和欲望的奴隶,成为精神的漂泊者,造成严重的社会危机。要教育和引导人们,着眼于人类共同利益,遵循代际平等和代内平等原则,科学确定需求满足度;着眼于人的需求多样性,遵循统筹兼顾原则,合理确定需求的迫切度;着眼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遵循依次递进的原则,不断提升人的需求境界。     

宋明理学知行观探究

对于知行关系,宋明理学家都突出知的主导地位,强调以知为先、以知为本。由于侧重知、行以及知行关系的道德内涵,理学家由知行讲到格物、致知,并在对知的侧重中将格物、致知都归于知。理学的知行观以“去人欲,存天理”为工夫,以超凡入圣为目标。这些迎合了宋明时期加强道德教化的需要,为宗法等级制度的上下、尊卑秩序进行辩护。理学家对知、行道德内涵的挖掘具有积极意义,提升了人的生存品位和精神追求;但在对知行伦理维度的凸显中忽视了知、行的其他维度,导致了对人的生理欲望和物质需要的漠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