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仁学”的三个层次

孔子“仁学”的三个层次包括仁之情感、仁之理性和仁之规范。仁之情感是指仁作为一种具有博爱精神的人文主义情怀,它由亲人及大众,由社会及自然,在具有广泛性的同时又具有层次性。仁之理性是指仁作为根本的道德原则,其基本内容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仁之规范是指仁作为相对具体的行为准则,主要包括“义”、“礼”和“中庸”。     

从“西昆体”的成败看唐宋诗之转折

“西昆体”与宋初朝廷提倡文治的文化学术风气之间的渊源,可以吴淑《事类赋》及丁谓《青衿集》为个案证实。与之相应,“西昆体”的绝大多数作品只是“白体”的精致形态,难以企及“义山体”的艺术及思想高度。西昆体步武“义山体”后尘却终告失败的结局,表明宋代诗歌处于一种与中古政治文化、学术氛围都有本质不同的新局面,已经不能再遵循唐暨唐前诗歌独特兴象境界的路径延续发展。这个转折在某种程度上昭示了唐音、宋调之分野。     

从郭子仪诗歌组看杜甫对《诗经》的继承和发展

杜甫有多篇诗作直接描写唐朝著名军事家郭子仪。这些诗篇虽然并非作于一时一地,但将其以适当的方式缀合起来,则可以构成郭子仪诗歌组,或简称诗组。从叙事学的角度看,杜甫的郭子仪诗歌组具有传记文学的性质,并可与正史之记载相互补充。杜甫的郭子仪诗歌组与诗经《小雅·六月》具有较强的对应性。这种文本间的契合绝非偶然,它说明杜甫继承和发展了《诗经》所开创的中国诗学传统。杜甫的郭子仪诗歌组具体诠释了六义中的赋之本质特征:纪事传人。由杜诗的传记文学性质而上溯六义中的赋,可以深化我们对于六义的本体论认识。     

《白虎通》中的谶纬思想

本文围绕中国传统政治合法性的建构以及天、君(圣人)、民等概念的来历、定义和关系,对<白虎通>中的谶纬思想进行了解析,揭示维系天、君(圣人)、民三者之间关系的纽带是以所谓"为民"为核心诉求和表达的政治道德,这样的政治道德也因此成为君权独尊下的中国传统极权政治合法性建构的关键要素,"以德治国"成为中国传统极权政治的主要特质.     

构式义和动词义的互动与整合

语言中"同一个动词形成不同的句式"现象的成因到底是由动词的多义性还是由构式的多义性所决定的?在比较了Goldberg的构式语法和词汇中心主义在此问题上的观点后,认为这种现象的形成既是由动词的多义性决定的,也是由构式的多义性决定的;构式义和动词义互相影响、互相制约,通过整合共同构成句式的意义.     

言语意义的层次

言语的意义并非囫囵的团块,而是具有不同层次。就人们对其言语表达效果的期待以及表达策略来说,不外乎明示、暗示和寓示,因此可以把言语意义分为明示义、暗示义和寓示义三种。理解到哪一层次的意义,决定了理解的程度。     

《山木》精义

本文是"外杂篇精义"系列的第四篇.<山木>围绕<人间世>之"间世"义理,准确、圆融、全面地演绎了"内七篇"全部义理,是首屈一指、不可或缺的庄学指南.郭象及其追随者因未能正确读解<人间世>篇名及其臭义,也未能理解<山木>精义,尤其是对第六章"意怠"寓言的谬解,在历史上产生了重大负面影响.     

"曾几何时"词义考

本文梳理了“曾几何时”的本义,指出该词词典注释的问题。简要评介黄汝龙对其新义考辨的成果,然后应用语料统计,重新归纳该成语的语义和语用特征,得出两种大的意义倾向,并简要分析了这种意义变化的理据,提出认可该词的两种新用法。     

对孔子伦理范畴“义”的解读

从“义”的本义来看,义者,宜也,它是指人们行为要遵循和符合“礼”的标准。义是仁之断制,是利之规制,也是君子之质,它是《论语》中一个必不可少的德目。     

简论禅宗对陈与义的影响

陈与义是南北宋之交最杰出的诗人之一。时代的风气、颠沛流离的逃亡生涯再加上体弱多病以及深陷党争的漩涡等诸多因素使他需要寻求精神解脱,而禅宗正好是一剂良药,成为他精神的避难所。禅宗对他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他那闲适从容、迁情世外的心态和他那充满禅意禅趣的诗词创作等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