逻辑思维与偏见之关系略论

任何一门科学的发展都离不开逻辑思维。但我们在考察逻辑思维时却发现，它在证明科学理论的同时常常也证明着伤见．如何使其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只捍卫真理而摒弃谬误，成为克服偏见这种思维“病毒”的有力武器，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很有意义的课题。本文力图从逻辑思维与偏见的关系入手，根据科学史上逻辑思维与偏见顽强抗争的事实，探讨战胜偏见的主要途径。     

考虑双重异质性的碳配额分配及交易机制研究

构建包含政府-企业-消费者三方的碳配额分配及交易减排供应链,其中消费者基于自身低碳偏好进行产品选购,政府基于行业社会福利最优进行企业配额分配和碳指导价设定,企业基于利润最优进行生产和销售。通过建立混合博弈模型,对比分析了考虑企业和消费者双重异质性的配额分配及交易机制对政府、企业最优决策行为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该减排机制能在保持社会福利最优的基础上更好地提升消费者和企业的参与积极性,实现对异质企业的双向和持续性减排激励。消费者低碳偏好和单位碳排差异度是影响减排机制实施方案和实施绩效的关键因素,其中,消费者低碳偏好决定了行业最优碳价和配额分配规则,且在主动和被动两个层面影响企业决策和产品价格;单位碳排差异度是影响企业利润、消费者主动支付倾向和减排绩效的重要因素,严格的差异度划分有利于形成正向激励;差异化的配额率易于形成减排激励,其与自主配额率间的差异是造成碳价波动的原因之一;研究也表明,过低的单位碳排差异度不适合进行企业异质性划分,在减排机制设计中应弱化“碳收益激励”目的。     

基于风险规避和公平偏好的供应链收益共享契约协调研究

在一个简单的二级供应链系统中,建立了供应商和零售商同时具有风险规避和公平偏好的收益共享契约协调模型,通过修正、扩展FS效用收益模型,先后考察并分析了分散决策和集中决策下供应链的协调状态,研究发现,供应商和零售商的风险规避系数和公平偏好系数及收益份额必须满足特定的条件,收益共享契约才能使系统供应链整体达到协调状态;在此基础上,对风险规避和公平偏好因素进行敏感度分析,得到供应商和零售商行为偏好系数对供应链及成员最优订货量的影响;最后进行演化博弈算例分析和结论验证,体现了该协调模型的有效性和实用性。由此说明供应商和零售商的风险规避和公平偏好因素同时作用会改变系统供应链协调时的最优订货量,并对决策人的决策行为产生很大的影响。     

具有卖空总量限制的多阶段M—SAD投资组合优化

文章提出具有卖空总量限制、阈值约束和V型交易成本的多阶段均值—半绝对偏差（M-SAD）投资组合优化模型。该模型分别运用均值和半绝对偏衡量资产的收益率和风险。由于交易成本的存在,该模型不满足无后效性的动态优化问题。文章将该模型近似为一般动态规划问题,提出一种新的离散迭代方法,并证明该算法是线性收敛的。最后,文章通过实证研究比较分析卖空总量限制和风险偏好系数取不同值时对投资组合最优策略的影响,验证模型和算法的有效性。     

产品类型差异下的消费者渠道偏好异质性 ———基于调节定向理论∗

产品类别是消费者行为研究的重要变量,消费者渠道偏好往往因为产品类别的不同而迥异。 消费者购买不同类型产品时的渠道偏好有何不同? 基于调节定向理论,引入产品实用享乐性与风险性,探 究消费者购买不同类型产品时的消费者渠道偏好差异。 围绕产品的实用享乐性、风险性与消费者渠道偏好 的调节定向匹配提出了 4 个假设,运用实验法采集数据,通过对样本数据的多项 Logistic 分析,对假设进行 了检验,并提出企业顾客管理建议,以期为企业根据产品类型区别建设渠道提供决策支持。     

政党整合、群众路线与村治创新

乡村善治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石。当前乡村社会关系的快速变迁与村民自治制度的准科层化倾向不利于政党政治的社会化基础建构,易造成执政党在乡村场域中的关系边缘化和治理悬浮化,消解这种边缘与悬浮风险的核心在于建构以基层党组织为核心的“双向整合-理性嵌入”的践行群众路线的新机制。一方面,通过组织结构优化、精英下沉与精英吸纳以及选择性激励强化党的内部整合;另一方面,通过组织、制度和价值的多维理性嵌入的方式整合乡村社会,在嵌入的过程中建构以群众为基础的治理资源、提升基层社会的治理技能以及培育村庄的政治社会化意识。在通过此机制综合分析农业农村部推介的乡村治理典型案例过程中,归纳出政党整合在村治创新中的核心价值是形成以基层党组织的领导为轴心、村庄多元主体有机参与的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此外,这种“双向整合-理性嵌入”机制的功能发挥依赖于村庄集体经济的发展、乡村简约主义治理的激活以及理性服务型政党的建构的三重支撑。     

“健康丝绸之路”构建的“政府—社会”复合路径

借鉴社会运动理论,可探索一种融合了政府自上而下和社会自下而上进程的“政府—社会”复合路径,以构建“健康丝绸之路”。社会运动理论的三种视角可为这种复合路径的具体实施与需要关注的环节带来重要启发：首先,当前新冠肺炎疫情的跨国传播暴露了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体系存在的严重不足,凸显出构建补充型国际卫生合作模式的必要性与紧迫性;其次,推进“健康丝绸之路”的构建,需要政府和社会层面的协作,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资源充分调动起来,形成优势互补与资源共享。与此同时,要推进健康话语体系的完善,如倡导和促进“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理念的传播,通过话语和心理共鸣等民心相通的途径,促使国际社会采取联合行动以共同应对全球公共卫生危机。     

国家治理中的第三次分配:美国镜鉴与中国道路

第三次分配在中国推动共同富裕迈入新阶段的当下扮演着重要角色。基于国家社会关系视角,将第三次分配划分为强政府大社会、弱政府大社会、强政府小社会、弱政府小社会4种实践模式。美国第三次分配建构起了弱政府大社会实践模式,以社会主导、政府监管、政治中立为主要特征。工具理性是美国第三次分配的成功经验,形成了文化、组织、制度及技术“四位一体”的逻辑理路。隐藏在工具理性外衣下的阶级理性是美国第三次分配的失败教训,在阶级理性思维影响下,社会“私”的方面被放大,形成了以捐赠者为中心的家长制作风。中国第三次分配是先富带动后富、助推共同富裕的实现方式,它深嵌到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中国第三次分配不能照搬美国模式,需要在充分吸收工具理性和摒弃阶级理性的经验教训基础上,塑造强政府大社会模式,将中国文化要素融入制度体系,增强第三次分配主体规范性,加大第三次分配激励力度,完善第三次分配监管体系,持续并高度关注贫困人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