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观思想与时间的消解——论僧肇的时间意识

东晋佛玄合流后,僧肇以中道空观的思维方法来解读时问,其结果是否定了时间的现实性和客观实在性,这是一种真正的时问空观思想.这里的"空观"包含两层含义:一是指将时间看空,看成虚幻的;二是将流动的时间空间化,也即以空间来观照时问.在这里,人们开始用一种新的眼光来考量无情的时问之流,它外在于人的生命,只存在于世界的虚幻之中.只要心念不执著于时间的任何一种性相,个体就能超越时间,从而臻达解脱之境.僧肇的时间空观思想对后世佛禅产生了直接而深远的影响.     

《出三藏记集》中的翻译思想与实践

《出三藏记集》记载了我国东汉至南朝齐梁年间的佛经翻译情况,是佛经翻译史研究的重要史料。《记集》从四个方面记录了这一时期的翻译思想和实践：僧祐从语言学和文艺学的角度对翻译的看法;译经僧们多用“出”表示翻译;佛经翻译原文多为胡本;译场的基本结构已经确定。     

“三峰”叶裔及其化迹考析

临济支系三峰一派,因其始祖汉月法藏波澜峻拔、浩然刚大及向付授承嗣源流之恩师、海内共尊之临济巨匠密云圆悟直诘饕诤,而毁誉参半;复因其嗣法子孙于明清鼎革之季,各踞杭州灵隐、天台国清、镇江金山、扬州天宁、苏州灵岩、福严般若、云门光孝等名山大刹狮子座,手拈竹篦、互兴衍唱、陶炼学子、绍隆玄化,令三峰禅法盛行于江浙湘赣闽粤云贵蜀汉鲁皖燕赵等广袤区宇,而雄望一时;更因参禅颇有心得之清世宗爱新觉罗胤禛裁定汉月法藏、潭吉弘忍师徒学说为魔说,敕令尽毁《五宗原》、《五宗救》诸书版片,谕令从临济宗天童系中削去汉月法藏一支、永远不许复入祖庭,而锐挫翮折。然三峰法系并未如一些专家所断言,因此而湮灭绝响。     

析僧肇之解空

僧肇被称为"秦人解空第一".僧肇分析了当时流行的解空学说的特点及未能正确解空之原因,阐述了自己所解"空"的内涵.僧肇的独特解空进路使得中道空观代替了玄学,他奠定的般若空观对后来中国佛学有着深远影响.     

论明代中后期的鬻牒度僧

明代中期以后,实行鬻牒度僧。景泰、天顺年间,是鬻牒度僧初行时期;成化至正德年间,是鬻牒度僧基本确立时期。嘉靖以后,是鬻牒度僧普遍推行时期。户部及督抚等官是鬻牒度僧的主要倡议和推动者,礼部及僧录司等官开始多反对鬻牒,至正德以后也转而同意,而皇帝则可分为拒绝型、摇摆型、坚持型三类。明代中后期的鬻牒度僧,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财政危机,对巩固国防、保障百姓生活有一定积极意义;大量鬻牒度僧,使僧团冗滥混杂,对生产发展、社会稳定也起了阻碍作用;它与试度共同造就了明朝庞大的僧团,维系着佛教表面的繁盛;大量鬻牒度僧,导致僧众素质低下,佛学进一步衰微。对于明代社会来说,鬻牒度僧的积极意义是主要的;对于佛教来说,其消极作用更大。     

魏晋南北朝僧诗的历史文化价值

魏晋南北朝是中华文化大规模碰撞、交汇的历史时期,是中国传统文化儒、释、道三教相对自由发展的阶段。魏晋南北朝僧诗是在上述历史背景之下产生的多元文化混合体,这是它在中国诗歌类型发生学意义上的主要特点。对魏晋南北朝僧诗的解读可以从一个侧面印证佛教文化是如何由客体文化向中华文明主体文化的补充地位递进,以及佛教话语如何影响并转化为中国文化及民众日常思想表达形式。因此,研究僧诗,重在发掘其历史文化价值。     

互对话“情僧”和“Brother Amor”

本文从互文视角对翻译中原文文本《红楼梦》中的“情僧”和目标文本霍译《红楼梦》 (The Story of the Stone)中的“Brother Amor”进行解读、对比,透视译者霍克斯对《红楼梦》精深的佛道文化的翻译处理,提出其值得商榷之处,以期在当今全球化时代中国文学经典的翻译更好地促进中西文化的相互理解、和谐共存.     

僧祐的佛教史观略论

僧祐虽然不是一个纯粹的佛教史家,但其著述佛教文史的目的与方法,著述中包含的佛教史观,对于后来的佛教史家都有着十分深远的影响。他的佛教史观包括本迹史观、感应史观、业报史观、像法史观等四个方面。本迹史观是一种独特的佛教历史本体论,主要阐明佛教历史的源流问题;感应史观是佛教的历史发生论,重在揭示佛教历史的发生机理;业报史观是佛教的历史因果论,旨在说明佛教历史遵循的因果法则;像法史观则是佛教的历史分期论,主要分判佛教历史的发展阶段。     

从《南部档案》看清季僧会的遴选

作为清代官方管理交涉佛教事务的县级僧官——僧会,其遴选以及职权如何,文献记载失之疏漏,不可详得。幸《南部档案》存有同治光绪年问南部县僧会雪帆遴选的档案数卷,得以窥见僧会遴选过程中地方士绅与官方的权力博弈、官方政策与地方执行在基层社会的"实态"体现;档案也涉及僧会职责问题,县级僧官除了负责官方下达的一些佛事活动,还担负稽查、管理寺庙的职能等。     

新史料与新问题:学术史的国际竞赛——从戴密微《吐蕃僧诤记》说起

这篇论文对8世纪桑耶寺佛教辩论事件研究的学术史进行梳理,指出这一有关吐蕃史上相当重要的事件,如何在文献与历史上逐渐被揭开、积累和推进。特别要讨论的是,为何法国学者戴密微能抓住关键史料,形成问题意识,写出《吐蕃僧诤记》这样的名著?为何日本学者能继续发现新问题和新史料,做出关键的推进?特别是,这一问题又如何反转过来触发了日本学者对中国禅宗“南顿北渐”传统说法的重新认识?通过一系列学术史的讨论,本文想指出,即使在历史研究中,也存在着国际间的竞赛,中国学者不能不像陈寅恪说的那样,力争“预”国际学术之“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