岭南人文图说之一三五——惠州西湖泗洲塔

泗洲塔,俗称宝塔,位于惠州西湖西山顶上,始建于唐中宗年间。史载,唐代龙朔年间,西域名僧僧伽大师来到长安、洛阳等地教化,之后到临淮化缘,定居于泗洲(今江苏泗县),于景龙四年(710年)圆寂于长安。唐中宗命人在泗洲建塔供养其真身,于是各地仿效泗洲建僧伽塔,故称为泗洲塔。惠州泗洲塔呈八角柱体形,塔外为7层,内13层,砖木结构,为楼阁式佛塔。北宋绍圣元年(1094年)苏东坡谪居惠州时,称此塔为大圣塔,又名玉塔,得名于苏东坡的著名诗句"一更山吐月,玉塔卧微澜"。南宋诗人刘克庄则有"倒影人湖塔影长,湖光袅袅动斜阳。不知自起浮图日,几度金乌下复     

僧肇佛学哲理探微与新知

僧肇所弘扬的大乘中观般若学曾经盛极一时,且使具有较强理性思辨的魏晋玄学从此终结,将般若学从玄学中析分出来,同时从认识论、本体论、解脱论等哲学理论高度,为中国佛教建构了一套独具特色的圆融体系,并对中国传统的儒家和道家思想及思维方式,以及隋唐时代的天台宗、三论宗、禅宗,直至宋明时期的中国哲学思想,都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从而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哲学的纵深发展.然而,僧肇佛教哲学理论也有其局限性,不仅运用了玄学的词句,思想上也与玄学划不清界限.     

论九僧诗——兼论五言律诗在宋代的衰落

"九僧"是北宋初期的一个诗人群体,他们的诗是典型的僧人之诗,擅长写景,境界清淡静谧,不乏警句,但往往有句无篇。九僧诗学贾岛、姚合,其作品几乎全是五律,句法单调。杜甫之后,作五律者只能于风格上求变,发展到晚唐便已是穷途末路。如果风格上也不能写出自己的特色,这样的作品只能与前人陈陈相因,九僧的诗歌创作颇有启示作用。     

造像记所见北朝民众的佛教信仰与拟血缘群体

北朝时期,佛法大行,为了昭示信仰之虔诚,并且祈求佛法的庇护,同时也基于修行的需要,社会上各个阶层的人们,雕凿了许多佛像.佛像雕成之后,出资人往往要求工匠在佛像底座、像背或者侧面刻上一些文字.这些文字主要包括造像时间、理由、祈愿,以及捐资人的姓名,是为造像记.     

论屈大均与佛门的关系

清初遗民僧今种(屈大均)在番禺员岗村雷峰海云寺出家,拜函里为师;后又到南京天界寺转礼道盛禅师,受菩萨戒.他所以转换门庭,是因为与天然及其法嗣有矛盾.而矛盾产生的根源,又在于他与函呈等人只是政治上的同道,而不是思想上的同志.这位"僧服儒心"的袈裟遗民还俗后,曾大张旗鼓地辟佛.他这样做,在思想根源上来说是因为受到了其所持的儒家本位主义立场的影响,他与大汕和尚的交恶,可能也强化了其辟佛的态度.     

论僧肇的般若思维方法

由于参与罗什的译经活动,僧肇在思维方法上完成了从玄向佛的转变,即从玄学的本体思维转向了具有非本体论特征的中观般若思维,包括中道思想、无分别观念、二谛理论、遮诠法和空的观念等。不仅如此,僧肇还用中国式的语言较为准确地表达了般若中观学的思想观念,对印度佛教的本真精神和原始义理做了一次"还原"的工作,从而为佛教中国化奠定了基础。     

释僧祐之翻译观解读——基于释僧祐论译经文本差异化缘由视角

分析释僧祐论译经文本差异化原因,结合罗宾逊、蒙代、纽马克以及弗米尔的翻译观点,解读释僧祐在佛经翻译过程中所持的翻译观,包括对佛经和译经语言差异、佛经译者才趣差异、译经“文质”和详略差异的评述。     

论唐宋僧道法之演变

<道僧格>的复原为我们揭开了唐代僧道法典的面纱,<天圣令>卷二十七<狱官令>不行之唐令第11条,又提供给我们了解宋代僧道法一个契机.通过对唐宋两代法律文献里的僧道法令条文的推论,我们大致可以认识到:虽然宋代依然沿袭唐代的僧道法令,但途经后周制度的因革,较之唐代,刑罚更重,且更为缜密,僧道日益步入世俗社会生活,世俗法制的约束也不期而至,在宋律渐变而适应社会需求的同时,频繁颁布的僧道散敕诏令彰显着实效法之功用.     

民国时期广州佛教解行学社述评

民国时期,在佛教信徒赵士觐居士的倡导下,广州佛教成立解行学社,学社具有完备的组织系统,有明显的现代僧团特征.它成立以后,以显密双修、智悲兼运、自利利他、自觉觉他为宗旨,取得了一定的实践成果和理论成果.尤其是,它成立以后广州掀起的密教研究之风,是民国时期广州佛教理论建设的一个亮点.     

来唐日本人在唐都长安

唐都长安是一个国际性大都市,也居住有不少来唐的日本人,这些来唐日本人包括遣唐使及随船带来的留学生与学问僧。他们在唐都长安学习唐朝先进文化,积极开展朝见皇帝、进献贡物、读书学习、访师求友、收集书籍等活动,为促进中日文化交流做出了重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