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蕃僧诤中“离妄想”观念辨析

在藏传佛教史上,桑耶寺吐蕃僧诤的影响极为深远,可以说辩论的结果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吐蕃佛教和文化的发展走向。文章对吐蕃僧诤双方关于"离妄想"这一认识的分歧与对立展开了辨析,进而以禅宗思想和中观思想为依据,分析了此次辩论的实质和焦点,最后对学术界一种关于格鲁派缘起性空思想的评论进行了辨析。     

慧心灵性 明达深邃──从苏轼的两首哲理诗漫议其人生悟性

苏轼是一位妙于哲思的诗人,写过不少饱含人生哲思的妙诗。他早年所写的《秀州僧本莹静照堂》和谪居黄州时期所写的《迁居临皋亭》,虽倾注着不同的情绪氛围,涵盖着不同的人生悟性,却深蕴着共同的哲思风采,代表了东坡人生悟性相反相成、相互补充的两个侧面。     

论唐代僧诗的生命意识

有人说唐代是一个“诗的时代”,生活在那个时代的每个人都是诗人,连吃斋念佛的僧人也是如此。与前代僧人不同的是,唐代的僧人在诗中表现出强烈的生命意识,他们一改过去僧人对佛祖的虔诚、对佛国天堂的向往,而多表现出对生命有限性的强烈体验与感受,在他们的诗中多流露出年华易逝、青春易老的意识,人生的短暂倏忽使唐代的诗僧一方面有及时行乐的思想;另一方面又渴望及早留金石之功、建不朽之业,企图以世俗的声名去实现人生的永恒价值。唐代僧人在诗中表现出来的强烈的生命意识,使他们的诗歌带上了浓郁的个人主义和享乐主义色彩。     

王阳明:客行长沙道,山川郁稠缪

正"杖藜一过虎溪头,何处僧房是惠休。云起峰头沉阁影,林疏地低见江流。烟花日暖犹含雨,鸥鹭春闲欲满州。好景同来不同赏,诗篇还为故人留。"这首《辰州虎溪龙兴寺闻杨名父将到留韵壁间》,是500年前明代中期著名的哲学家、教育家王阳明在怀化沅陵龙兴讲寺留下的题壁诗。龙兴讲寺始建于唐贞观二年(628),是唐太宗李     

元末明初名僧宗泐事迹考

季潭宗泐是元末明初的临济宗名僧,明初先后住持中天竺寺、径山寺、天界寺,担任僧录司右善世,是当时佛教领袖.他撰《献佛乐章》,成为明代国家佛教法会的献佛歌曲;讲经说法,与明太祖唱和诗赋,拒绝还俗为官;奉命注释《心经》等三经,颁行天下;奉使西域取经,招徕藏民朝贡;推动设立僧录司等僧司衙门,管理佛教;推荐释道衍侍燕王朱棣,终致靖难之役;修建寺院,特别是主持徙建天界寺,成为南京三大寺之一;能诗善书,与来复并为明初最有名的诗僧.他既曾受到明太祖多年宠荣,名噪于时,最终又被牵连进胡惟庸谋反案,遭到皇权抛弃.     

论佛教目录学家释僧祐及其《出三藏记集》

僧祐是我国南朝时期的律学高僧,他精通萨婆多部的《十诵律》,以研究、讲习律学著名于齐梁,受到当时朝野的崇敬。僧祐对中国佛教的贡献是多方面的,如研讲戒律、修缮寺院、度僧人、塑佛像、建立经藏等。然而,真正奠定僧祐在中国佛教史、学术史上地位的则是其编撰的《出三藏记集》。该录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保存完整的佛教目录,录中著录了大量珍贵的佛经、经序、高僧传记,时至今日仍然是僧俗各界研究、学习佛学的重要工具书。从目录学的角度而言,该录在著录内容、著录体例、分类方法上都有很明显的发展和创新,是我国目录学宝库中一部承前启后的力作。     

倭遣隋留学生、学问僧的素养

古代日本对大陆文化的引进,最初依靠渡来人来完成,七世纪初逐渐过渡到通过作为遣外使节的留学生以及书籍收集来实现.向中国派遣留学生、学问僧直接引进大陆文化的方法是在佛教吸收方式的基础上逐渐形成的,与之前依靠渡来的文化引进方式相比,容易保证政治上的自主性.遣外留学生、学问僧的身上包含着本国的政治意图,他们带回的人际、社会等关系对之后历史产生的影响不可忽视.     

论拉康“伪我要”与僧肇“不真空”之间的契合

拉康的"伪我要"思想,消解了弗洛伊德的"本能原欲之我"的合法性;僧肇的"不真空"论,对魏晋以来的"有""无"之争进行了总结,有无双遣,不落两边。二者之间有着异曲同工之妙:首先,二者均看到了人的欲望的"伪"或"不真";同时,二者均认为解答的秘密藏在"语言"或"名相"之中。在今天,两人的思想有着共同的当代价值。处于社会转型期的当前中国,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需求之间的矛盾,这种需求矛盾又必然会引发各种各样的欲念之间的冲突。人的欲念反映着人的需求,但有时又会背离人的真实的需求。需求矛盾的解决,有待于社会的不断进步;而欲念冲突的化解,更多的却要靠精神境界的超脱。     

般若学与《物不迁论》

一直以来,学界对《物不迁论》中动静关系和“不迁”之所以可能的认识褒贬不一。研究《物不迁论》,需要注意《肇论》诸篇中的内在逻辑联系,更不能脱离僧肇的大乘中观般若思想的一贯体系。文章着眼于僧肇中观学的大背景,依其论学的基本特色,阐释以往对《物不迁论》的批评是不能成立的,并进而肯定佛教大乘中观思想的哲学意义。     

《肇论》的论证艺术与语言风格

东晋高僧僧肇,师从鸠摩罗什,吸取中观学派“有无双遣,不落两边”的论辩艺术,将其与先前接受的儒学、玄学影响融会贯通,形成自己独特的论辩风格。《肇论》在语言风格方面,受当时流行的骈俪文体的影响,但与其重在释理的特点有关,因而又不为文体所束缚,将深邃的佛理用自然朴实的语言阐述清楚,是在中印文化交融下结出的“论”体“奇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