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战略思想研究

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是党和国家面临的一项重大战略课题。习近平同志围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战略意义、精神根脉与思想资源、价值内蕴、培育路径等做出了系列重要论述,深刻回答了为什么要积极弘扬和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如何积极弘扬和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问题,形成了系统性而又富有创造性的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及其弘扬培育的科学理论,构成为其治国理政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确立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的理论指导与实践指南。     

再论法治、法治思维与法律手段

法治、法治思维与法律手段的关系大致可以这样表述:法治决定法治思维和法律手段;法治思维支配法律手段;法律手段的运用反映和体现法治思维。法治思维和法律手段与一个国家、地区的法治实践具有互动作用。执政者主动、自觉和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律手段治国理政,会促进相应国家、地区的法治实践,反过来,一个国家、地区的法治实践又会给予相应国家、地区执政者更主动、自觉运用法治思维和法律手段以动力、促力。一个国家、地区一旦形成了这种良性互动,即可认为其已步入了法治运作和科学发展的轨道,进入了法治社会的常态。     

基于政校企合作涉外人才开发:核心素质、本质问题、关键策略

涉外人才应该有其特殊的素质要素,而政府与高校、高校与企业、政府与企业之间相互交错的矛盾冲突是高素质涉外人才开发面临的三大本质问题。实施区域资源优化形成合理的人才培养格局,建立全方位涉外人才开发机制,构建以研究为主线的涉外人才培养模式是涉外人才开发的三大关键策略。     

公共培训平台的课程资源建设与应用研究——以绍兴市公共实训基地课程资源建设为例

地方政府和高职院校合作共建公共实训基地是一种新的建设模式。充分发挥培训平台优势,构建优质课程资源,兼顾高职学生专业学习和社会多层次培训,浙江省绍兴市公共实训基地结合自身实际做了一些有益的探索,对公共实训基地的建设运行及管理具有一定的现实借鉴意义。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科学思维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从战略高度、历史视角,运用科学思维,积极借鉴中华民族传统智慧,妥善谋划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大局.学习和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的科学思维,对于指导实际工作、解决现实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与自身建设关系科学化的对策研究

治国理政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历史使命,自身建设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政治责任。实现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与自身建关系的科学化,其对策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保障国家权力,规范政党权力,实现国家权力和政党权力的有机统一;建设政党文化,引领社会文化,实现政党文化与社会文化的有机统一;发展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实现党内民主与人民民主的有机统一;加强党内和谐,促进社会和谐,实现党内和谐与社会和谐的有机统一。     

国际比较视野下的绿色发展

着力于实现经济社会发展与环境保护目标的并重和共赢的环境友好型绿色发展,是当今世界主导性的绿色或可持续发展理论话语和范式.欧日的生态现代化模式和美澳加的生态行(法)政主义模式显然更接近于人类这一浅绿色的理想或目标.至少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金砖国家”来说,尽管目前有着令欧美国家群体妒羡的经济增长率,但终究属于一种更低层次的绿色发展,因而必须致力于从目前的可持续增长范式与模式的升级转型.不仅如此,至少就对于中国而言的可借鉴性来说,以欧盟、日本为代表的生态现代化发展模式尤其值得关注.     

中国居民主体透视

居民主体的本质要求是通过要素贡献而获得收入,居民权益的确认相应要求要素贡献与收入分配的对称落实;基于现代市场经济的运行和展开,居民、企业和政府三大市场主体必须结成平等的契约关系;当前我国经济与社会领域突出存在十大方面的问题,阻碍着政府与居民关系的理顺;必须通过第二步改革战略的展开,促进市场经济的发育成熟和市场主体的规范约束,形成居民与政府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为我国的经济与社会进步寻找更为坚实可靠的动力。     

试论宋代的乡村建制

对于宋代的乡村建制,学界多认同乡在宋代已从县之下的一级组织演化为单纯的地域概念,乡政与乡级行政组织也是在这一时期完成了从有到无的转变,被都、保体系所取代。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两宋时代,乡与乡政一直存在,都、保体系的建立与变动也未实现对乡村社会的组织重构,自然村落仍是实际上的最基本的组织单位。认清这一点,对于把握两宋乡村社会至为重要。     

一个耐人寻味的“疏忽”——蒋廷黻与张奚若之杯葛及其“党国／民国”观

蒋廷黻与张奚若系哥大校友、清华同事,且皆曾属以胡适为核心的学人群。但后来蒋在追忆往事时,虽语及张奚若但故隐其名,原因乃是对张有保留意见。二人的分歧,部分地表现于个性气质上,以及对“本土”与“西化”等学术理念上,但这只是表层原因;更深层原因乃是政治倾向上的分歧。张早年即参加南京政府,并曾仕途受挫而对当局颇为失望;蒋虽自学生时代起即热心政事,但直到归国任教十年后才逐步涉足政治,故其对政治颇有热望,对蒋介石政权亦多有期待。张希望当局尽速结束‘训政”实行“宪政”、落实民权改善民生．而蒋在拥护“开明专制”,通过实行“新式独裁”使中国尽速实现现代化、应对国难。日后条件成熟时,再实现真正的“宪政”。随着国难的加深,二人在国家主义和人本主义上的分歧愈益凸显。这种政治理念上的差异,促成了二者不同的政治选择和从政实践。最后蒋、张二人分别选了国、共两当,经历了迥异的政学人生。当然,二者的政治生涯粗看迥异,但都多有坎坷;其曲折、复杂之程度,皆远超乎其治学、议政时的预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