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新儒学转向与汉武帝边疆思想体系的构建

汉武帝的边疆思想体系向以宏大有为著称,在其形成的过程中,董仲舒改造的新儒学为其提供了思想基础、理论框架以及建构范式,汉武帝的边疆思想也因此处处彰显着公羊学的大一统观念。概言之,汉武帝的边疆思想与董仲舒新儒学的结合以汉代政治哲学从"无为"向"有为"的嬗变为时代背景,有其历史的必然性,亦存在一定的偶然因素。董仲舒的新儒学理论最大限度地解决了汉武帝在理论层面的政治诉求,但在具体实现的路径选择上则与之发生了剧烈的理念冲突。最终,汉武帝的边疆思想以公羊学的大一统理想为理论外衣,其践行方式则选择了与董氏新儒学观念迥异的另一条道路。     

化士学为民学:泰州学派变革儒学的当代启迪

以王艮为旗帜的泰州学派,学术上根本的抱负,就是致力于儒学民间化。泰州学派的儒学民间化,是打着阳明学旗号对传统儒学进行变革。泰州学派以“百姓日用即道”为思想纲领的儒学民间化、儒学世俗化之变革儒学的运动,是在儒学史第一次试图将儒学由“士学”变成“民学”的真正的实践运动。现今推行儒学当代转化,最有必要从泰州学派那里汲取的启迪就是:当代的儒学变革(儒学现代转化),不能循其他路数进行,只能循“化士学为民学”的路数进行。为了以这一路数推行儒学现代转化(儒学现代化),当代儒学从业者(儒学现代化的担当者)须通过“三个转变”以落实“三个改变”。     

萧萐父先生的心学观探析

萧萐父先生的心学观,主要展开为三部分:其一,将马克思主义的人学理论、真理观、认识论等有选择地、有甄别地与陆九渊、黄宗羲等传统心学作了深度的有效融合;其二,将阳明心学及其后学判定为明清启蒙学说的逻辑起点,提出了具有近代性质的新情理观、新价值观、新伦理观,但这个“新”不是相对宋明理学的“新”,而是相对于整个古典传统伦理观念的“新”,它的背景是明清之际的中国进入了“世界历史”,因此更加强调古今之变而非中西之别;其三,萧萐父认为,现当代新儒学的心学思想中蕴含着丰富的人文精神,具体表现为他对熊十力从阳明心学中吸取的“吾即是吾”主动精神的赞赏,以及对唐君毅“君毅之学,人学也”的界定,同时也对徐复观中国人性论史、中国艺术精神中所蕴含的主体人格自由极为肯定。在萧萐父的心学观中,现当代新儒学与明清启蒙学术有着一致的问题意识,均从心学中吸取资源,作为传统文化现代转化的历史“接合点”。     

论李泽厚的实践美学

李泽厚的实践美学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时期:20世纪50—60年代前期为萌芽和初步形成时期;70年代末—80年代前期为发展完善时期;80年代后期至今为深入时期。对实践美学的主要概念和命题,如主体性、积淀、自然的人化、内在自然的人化、新感性、人的自然化等进行梳理及对实践美学的形成、发展和深化过程的知识社会学研究,不仅可以使我们更清晰地把握实践美学作为一种学术理论逐渐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过程,同时也可以使我们对中国的现代性进程研究多了一个视角———一个现代美学学术史的视角。李泽厚对美学的研究从来不是空中楼阁,不是形而上的纯粹思辨,他的所有的问题都植根于现实生活并力图在此基础上为中国甚至整个人类、为每个个体幸福生活寻找出一个方向。李泽厚的实践美学不仅从美学上提出了一系列有价值的命题和学说,而对中国的现代性启蒙产生了重要作用并且必将对新世纪中国社会的精神文化建设发挥重要作用。     

抓住人类生存的节点弹奏现代生命的心音——《墙上的斑点》解读

《墙上的斑点》是世界意识流短篇小说的经典之作,是一篇由一个“重要的瞬间”构筑而成的小说,通篇铺陈的是“我”在斑点的触发下细密的感触和绵延的意识,透射出作者幽雅而深邃的哲思,小说凸显了伍尔夫创作的现代理念,是文学走向人类本体的艺术探索。《墙上的斑点》是意识的流,是生命的真,是人类的心曲。     

从电子媒体到数码儒家

不论是19世纪兴起的模拟媒体,抑或是20世纪崛起的数码媒体,对于我国来说最初都是舶来品,也是推动社会转型的重要因素之一。它们使传统儒学深陷危机,又为其变革与传播创造了新的契机。新世纪呼唤与之相适应的数码儒家。     

五代入宋文人对宋朝儒学振兴及文化事业的发展所做的贡献——以名儒杨徽之为个案研究

杨徽之是五代入宋的文人,他精通儒典,学问广博,品德高尚,被周世宗选拔,入宋后受知于宋太宗,建议宋太宗崇尚儒学,为太宗所赞赏。后又成为宋真宗的潜邸文臣,担负辅导教育真宗的重任,提高了宋真宗的文化素养,真宗即位后继续辅导真宗,积极举荐文人,培养后辈人才,为宋初儒学的振兴及文化事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儒学在近代中国的历史角色

儒学虽在近代中国渐逝了官学地位,但还是承担了任何思想替代不了的历史角色:儒学仍然是多数国人的生活准则,民族凝聚力的动力源泉,中华民族脊梁的精神支点以及主要政治学说的思想资源.对儒学在近代中国社会历史角色的认识,可以为我们今天批判地继承和利用儒学,服务于现代化建设提供思维的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