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制造业损益表结构的新儒学考察

利用 96年台湾制造业工商普查资料 ,完成其损益表结构的新儒学逻辑的考察 ,计有十二点重要发现 ;并对企业损益表各项经营活动的新儒学阴阳观的有关观点 ,也一一给以定性确认     

中国当代新文化建设的精神指向与“儒学革命”

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文化,究竟应该以什么样的精神作为它的精神指向？作为新文化的“根”,究竟存在于中国当代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现实之中,还是存在于过去的历史传统之中？本文认为,我国社会主义新文化的“精神指向”,应该致力于在全体国民中建立起以崇高爱国、劳动创造、公正自由、平等和谐、激越上进为基本指向的世界观与人生观。人类文化史上从来没有过“超越时空”的文化,怎么能够想象公元前中国农耕时代前期由孔子及其弟子等所创立的一种思想认识,会成为２０世纪后期和２１世纪,即高度发达的工业社会和信息时代的中国人的价值观念和道德体系的主体和核心呢？新文化的“根”,存在于当代中国人民从事的伟大的现代化的实践之中,这绝不是要苛求它的形成和发达离开中国文化发展的大道而孤独运行。社会主义新文化的建设,首先是要正视我们民族过去的全部历史,以及与历史相一致的文化形态。应该以新文化的精神指向作为导标,以它的真实的内容作为基础,检验过去时代所遗留下来的一切文化,区别两种文化的性质,拒绝一切与新文化的指向相悖的文化内容;抓住文化遗产中一切不仅属于过去,而且也是属于未来的文化成分,并进而把它们“变异”为新文化的有效因素。新文化的潮流,变得更     

在有言和无言之间——对庄子的两种“无言”思想的考察

老庄认为语言是存在的可有可无的影子,庄子提出“卮言”和“不言之言”,试图把语言的自性完全消解到存在之中。然而语言具有自己的生命,它常常突显自己,而遮蔽了本真的存在或道。在老庄贬低语言的各种表述后面潜藏着对语言的惧怕和警觉。老子追寻宇宙的本体即道,认为道存在于语言之外,因此主张“无言”,庄子从“有言”的认识论入手把道从客观的本体内在化为人的精神境界,然而庄子并没有因此而突破本体论的语言观,因为他仅仅注意到语言的遮蔽性,而忽视了语言对存在的彰显。在庄子那里,道作为一种内在的体验仍然被保存在“无言”之中。然而,正是“无言”的追求激发了言说的激情。于是,道在“有言”与“无言”中显现     

言意之辨与魏晋学术的分流(下)

先秦时期的言意之辨,在魏晋时代已经由语言学命题上升为本体方法理论。玄学中的激进、保守与温和三派各以言不尽意、言尽意和得意忘言为形上前提。因此,言意之辨以本体方法论促进了魏晋学术的演变与发展,其本身也就成为理解魏晋学术思想的一个关键所在     

略论本体论的当代意义

从本体论哲学由盛到衰再重新崛起的历程表明：所谓本体论的当代“复兴”,不是对旧有本体论形态的回复,而是经过严格语言分析阶段以后,在当代变化了的条件下,对哲学本体性质的重新规定。因此,“合理性”是重建本体论的重要思路,它要求：１．必须改变对本体的提问方式;２．要调整对本体问题的回答内容;３．必须转换对本体的论证过程。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唯物主义”是重建哲学本体论的理论基础。它既坚持了本体论承诺的客观性基础,反对形形色色的唯心主义;又坚持了本体论承诺的人文价值和人文意义,反对本体论的自然主义倾向     

论文学人类学的本体指归

研究文学在引入人类学视野、理论与方法的过程中,有必要从本体论的高度对文学人类学的理论建设展开讨论,并以此在文学世界中的形而下向形而上的意义探寻提供一个新的逻辑起点。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中国儒学研究中的创造性运用——嵇文甫先秦诸子儒学研究平议

嵇文甫的先秦诸子儒学研究立足于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改造中国、回答“中国向何处去”这一时代大问题,具有汲取先秦诸子儒学的精粹、丰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内容和实现中国传统哲学现代化的现实指向。嵇文甫用唯物史观批判和改造史料学派,既克服史料学派脱离现实的局限性,又充分吸收了史料学派的怀疑精神和求证精神的优长,从方法上完成了唯物史观与史料学派的融合,实现了儒学研究方法的创新。嵇文甫集中批判了先秦诸子儒学的阶级倾向性、维护贵族等级制度的特点和唯心特质等三个方面的缺点,也充分肯定了先秦诸子儒学的人文主义、重民思想和教育思想。     

上博简《中弓》与早期儒学传承的再评价

上博简《中弓》是对传世本中“仲弓”言论的丰富,《中弓》简的文献价值主要在于为研究早期儒学分化与流传提供了实物依据,是对韩非“儒分为八”说的补正;其文化意义则是印证了儒学南传。这对于推进七十子的研究、弥补早期儒学传承中的漏洞,有巨大的文化价值。     

孟荀新论

“欲我”是生命进化之流的“现象界”,“仁我”是生命进化之流超脱“现象界”而达到的“本体界”。所以,“仁我”才是真正属于人类的自由,用“欲我”与“仁我”可以重新阐释孟子和荀子思想中必然与自由的关系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