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帝隐退”之后——科学诠释学的发展历程

诠释学源于对神圣文本的说明,最初是作为精神科学独有的方法论出现的。20世纪之后,科学的本质和作用显现出其携有社会因素的属性。英美分析哲学思想与欧洲大陆传统哲学思想的碰撞与沟通之后,当代科学哲学家们逐渐意识到诠释学在自然科学与精神科学中的普适性。没有绝对独立的科学研究方法,科学普遍具有诠释学的特征。自然科学与精神科学方法论的相互侵染促进了科学方法论的扩展。     

2009-2010:诠释学与中国

2009-2010两个年度汉语学界的诠释学研究堪称热烈而又丰硕。除了召开一系列既具有纪念意义又极富学术价值的学术会议之外,在西方诠释学的文本迻译与理论研究方面收获颇多;诠释学与中国经典诠释传统相结合方面的研究继续深入;诠释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联性研究有所创见;诠释学在一般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的应用与实践,于文学、法学、翻译等领域的表现值得关注。     

自然科学诠释学的起源

科学诠释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不可能无视和割断历史.它的形成是英美科学哲学和欧洲大陆诠释学两大传统交融的产物,文章通过波普尔、库恩、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的思想揭示了科学诠释学的形成,它不仅是科学哲学逻辑困境造成的必然结果,也是现代诠释学进一步拓展的需要.     

隋炀帝与宗教

隋炀帝的宗教思想是儒、佛、道三教并举 ,儒学为先 ,多元一体。这适应了宗教发展的内部规律和大统一的形势 ,既是思想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又是对宗教发展的巨大贡献 ,从治本上促进了“大业之治”的出现     

牟宗三宋明儒学研究刍议

牟宗三先生是港台新儒家的重要代表人物,他对中国哲学的独特贡献就在于对宋明儒学作出有别于前人之疏解,并一反传统的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之区分,把宋明儒学判为三系。在此基础上,他指出现代新儒学是接着宋明儒学讲的,理应在社会历史进程中担负起中华文化现代化的神圣使命。     

汉字“诠”在多重语际间的意义谱系——从“■”到“经学诠释学”

由于跨文化互文的不同处境,“Hermeneutik”这一德文术语在进入中文语境时必然延异为多种译名,其中任何一种都没有占据“中心”以统摄其他译名的“权力”。“阐释学”这一为文艺理论界及文学阐释学所青睐的中文译名,亦不应被强制阐释并形塑于概念等级之巅。其实,在西文语境中“Hermeneutik”的词源及其与“赫尔墨斯”的关系亦是复杂难辨,其中的诠释学建构更需在语际间的翻译转码中给予解构性透视。然而,在中西诠释学概念的互视中,字义或词义于自身语言网络中的散布状态,却为其在本不可通约的多重语际间创造了意义勾连与谱系建构的可能。因此,“诠,具也”“具,共置也”这一递训之链,必须在语际间的相互指涉与反身指涉中,方可成为“诠”与“λóγο?”和“auslegen”融通互释的功能性而非实体性的枢纽。进而,中国古代经学与西方现代诠释学的合会共置,也使得“经学诠释学”成为“言具古今、择鉴中西”之学,其不仅为传统经学之现代学术转型开辟了可供择选的路径,也为中国古典学术与西方学术营构了生产性的话语空间。     

“以意逆志”新探：作为诠释事件的“咸丘蒙问《北山》”

“以意逆志”,是孟子针对咸丘蒙曲解《北山》诗义的错误所提出的说诗方法。因为自身的儒家立场,咸丘蒙从《北山》一诗中获得了“文本义”“语境义”与“预期义”三重意义,这三重意义彼此矛盾,导致咸丘蒙对《北山》做出“断章取义”的理解。“以意逆志”具有“排他性”和“唯一性”的特点,而《北山》又因其独特的文本结构呈现出多种可被解读的向度,孟子的解读只是其中的一种。“以意逆志”的“意”与“志”是儒家学说中“仁义”的体现,具有“心所同然”与“不忍之心”两个心理学前提。孟子“以意逆志”的说诗方法,具体表现为用伦理情感延伸出的亲亲之爱置换文本中表现出的怨愤之情。     

孔子之“道”与儒学重构——从朱熹、牟宗三的道统论说开去

“道统”是儒学的核心观念之一,用以表征儒家根本精神的传承统绪。道统作为儒学的深层内核,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儒学的基本概貌和形态。朱熹以“心传”、“心法”为其道统论的主要意涵,构筑了以“道心”与“人心”、“理”与“气”、“天理”与“人欲”为基本特征的“二世界”的哲学;牟宗三则以“心体即性体”、“即存有即活动”释道统,建构了其道德形上学。在“后新儒学”的视域下反思宋明理学空谈理气心性,现代新儒学引向超越绝对的偏失,致力于当代儒学重构时,重归孔子之“道”,确立儒学“新道统”或许应是基础性的理论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