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贺麟对儒家伦理思想的反思与重构简

抗战期间,贺麟对儒学的现代发展提出了富于时代性、前瞻性的构想;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他对儒家伦理所做的反思和重构。贺麟不仅提出了思想道德现代化的命题,还对杨墨思想和功利主义做出了新评价,以建立适应时代、合乎人情的儒家新伦理。但受制于他保守的文化心态和唯心论的哲学立场,他不能彻底否定三纲伦理并认同接受以自由平等为内核的新伦理,因而他对儒家伦理思想的反思和突破是相当有限的。     

儒学的理论转向:现代平民儒学的建构

在传统社会里,儒学不仅是士大夫安身立命的学问,而且是平民追求人生意义的依据。平民将儒学的义理价值转化为生活日用,构成平民儒学。这一点在明代中晚期的泰州学派那里得到了全面展示。而在当代中国,社会成员从传统的"四民"到社会主义公民的身份转变,儒学赖以生存的土壤已经发生变化。因此,构建现代平民儒学就成为一项紧迫的理论任务。究其实质而言,现代平民儒学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野下儒学理论转向的产物。     

论儒学在构建现代大众精神信仰中的作用

精神信仰建立在复杂的文化单元之上,单一的文化形态无法支撑起现代多元、多层次的信仰系统。儒学本身在长期的历史演变中形成了一整套自做人到高级精神境界的精密理论,从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学普及在近年来的实践来看,它可以补充、完善主流意识形态教化。本文从文化格局与局限的现状、精英与大众的分层、入世与超世的提升等方面,论证了儒学能够在构建现代大众深层精神信仰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试论陆贾对儒学的改造

陆贾是汉代儒学改造的先驱.他面对秦汉间新的政治形势,积极提倡儒学,自觉对儒家思想做出调整,并在调整的过程中有选择地吸收法家、道家和阴阳家的思想,使儒学的宗旨与功用逐步为刘邦朝廷所认识,促成了儒学与君主权力的结合.     

鄂东素菜兴盛的原因探析

鄂东地处吴头楚尾,物华天宝,人杰地灵,交通便利,丰富的素菜食材为鄂东素菜的兴盛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鄂东作为禅宗的发源地,佛教文化浓郁;受黄老之学的影响,道教的群众基础也极为深厚,善男信女秉持宗教的素食主义,于日常生活中予以贯彻并发扬光大。加以鄂东的书院文化、儒学文化、医学文化非常发达,人们信奉耕读传家、吃得菜根,百事可为。坚持食蔬以求修身养性、淡泊明志,使茹素有了深厚的思想文化根基,这三种因素的结合推动了鄂东素菜的兴盛,使得鄂东素菜在我国素菜领域占有一席之地。     

李栗谷对王阳明“心学”思想之融合性传承

李栗谷与李退溪并称朝鲜性理学的“双璧”。作为“栗谷”学派的创始人,李栗谷思想兼容并取,不墨守所谓的正统性理学,细究其理论学说中亦具有极其丰富的王阳明“心学”内涵。以李栗谷思想中的“道本于心”“至善与中”及“知行并进”等理论为中心,可验证李栗谷学说中的诸多理论皆与王阳明“心学”思想是相当契合的,亦具有十分明显的融合与传承王阳明“心学”之特征。     

论东亚儒学的创造性诠释

东亚儒学与东亚儒者对儒家经典的创造性诠释密切相关。东亚儒学因经典诠释而存在、发展,并基于东亚儒者对儒家经典的诠释而逐步得以建构,形成一种跨时代、跨区域的儒学新形态。与中国传统经学不同,东亚儒学对儒家经典采取了一种区别于“解经学”注疏传统的创造性诠释态度,东亚儒者解经的关注点不是儒家经典的注解疏证、字句训诂、语义解读,而是对经典意义的阐扬发挥,即在诠释的视域融合中开显经典的时代意义,让经典对着现在言说。就此而言,东亚儒者的经典解读具有鲜明的创造性诠释特点。东亚儒学对儒家经典的创造性诠释通过辩证调适东亚儒者对经典诠释所遭遇到的两种张力——存在于儒家价值理念的普遍性与在地化诠释之间的紧张关系和存在于东亚儒者的“政治身份认同”和“文化身份认同”之间的紧张关系——得以实现,其对儒家经典的创造性诠释的可能性,则系于东亚儒者对哲学诠释学“视域融合”原则的具体实践。     

扬雄《法言》的人物批评与西汉儒学

扬雄《法言》对历史人物多有批评,扬雄本人的思想借以呈现。以孟子、屈原、伏羲的相关批评为线索,可以看到,扬雄重视孟子提出的“孔子之道”及其“辟杨墨”之功。扬雄推尊孟子,表明其澄清并彰明“孔子之道”的价值理念。扬雄重“智”,赋予“智”以保身的内涵,以“独智”作为入圣的标准,将“智”置于“五常”之首的价值序位,并以此为基础批评屈原不够明智。扬雄发展了《易传》的观点,以伏羲为礼乐文明的起始圣王,建构了礼乐文明史的新脉络。上述观念与认识,是扬雄对思想史的贡献,也是其对西汉儒学思想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