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与“三纲”辨正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围绕着中国传统文化及其现代转型这一主题的讨论，不时有人提出“孔家店要打倒，孔子要平反”一类口号，意思是说不能把“礼教吃人”的罪名归在孔子本人身上，应该把历史上的“真孔子”与后来被专制统治者所改造所利用的“假孔子”区别开来。     

试论儒学与传统文化的关系

本文认为,文化包括一切人造的事物.因此,不能像陈寅恪先生那样,把中国传统文化定义为只是儒学或儒家思想,它的丧失便是中国文化、中华民族灵魂的丧失.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丰富多彩.儒家思想,特别是其中糟粕部分的丧失,并不足惜.不过,对中国传统文化也不能估价过高,它有个重大缺点,即其中缺乏促进中国现代化所必需的两个重要因素"科学"与"民主"的种子,使中国在发展生产力、发展经济和废除专制制度、发展公民权利方面步履维艰.     

“新格义”阐释：西方哲学阐释学的本土化问题

西方哲学阐释学的本土化不是哲学普遍的具体化,而是具体哲学的有差别的展开。由于西方哲学阐释学本土化的理想性本质设定至今尚处于发展过程之中,故而需要运用“新格义”阐释法加以推进。西方哲学阐释学的本土化,是将西方哲学阐释学与中国传统哲学阐释学各自具有的“创造的诠释学”内涵作“共现”“分梳”“比堪”“融通”的“对位阐释”,从而形成一种以文本与阐释者意义建构为双焦点,以文本的言内之义与言外之义为双向阐释路径,以文本的真理性意义生发与阐释者生存意义的获得为双向阐释目标,通过文本诸要素与阐释者诸要素的相互感发,最终实现文本阐释共同体建构的过程。在此文本阐释共同体建构过程中,“新格义”阐释将使每一个文本都可以滋生无限意涵,每一次阐释都是文本意义的新发现,每一次阐释活动都是阐释者创新自我并理解自我的新方式。这样的阐释将最终成为一种行动事件,文本的意义也最终呈现为一种开放形态。     

“吟风弄月”还是“得君行道”——周敦颐礼学思想新论

周敦颐被奉为道学宗主,他的礼学思想学术界关注不多。周敦颐的思想既继承了传统儒家积极用世的一面,同时也与北宋中期儒家推明治道的政治主张完全一致。他完整地继承了儒家内圣外王的思想,这也是他对宋代道学发展的贡献。他提出的“礼,理也”虽然还不具备理学天理论意义上的“理”,但他通过对大《易》的思考,将人的存在、人类社会的人伦秩序与宇宙万物的演化看作是一体的,在宋代儒学的发展过程中开启了礼的形上化思考,指点了后来理学家的运思方向,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周敦颐也是宋代礼学思想的开山。     

先秦儒道形式观对比

形式美学是美学学科的重要构成部分。先秦是中国美学史的起点,是中华审美意识和美学的渊薮。儒道两家作为先秦时代乃至中国古代最重要的两个学术派别,它们的形式思想对于整个中国古代的形式思想理论都具有基奠性的意义,是我们研究中国古代形式美学思想的重要开端。展现中国形式美学思想的早期发展,对于我们认识中国形式美学的整体思想思想具有重要意义。     

儒家“尊母”理念对佛教中国化的影响

正佛教在两汉之际传入中土后,逐步走上中国化的道路。佛教中国化过程是佛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相互交流和相互融合的过程。其中儒家的"尊母"理念对佛教中国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主要表现为从情感上强调母亲的恩德、积极倡导对母亲的爱与孝、佛教徒母亲在子女信仰上起到一定的作用以及观音菩萨女身相的确定这几个方面。一、儒家"尊母"理念传统儒学具有典型的男权中心主义倾向,在历史上儒家有很多歧视女性的地方。如儒家认为     

社会儒学视域中的荀子“群学”

立足于社会儒学的参考框架诠释荀子群学,可以把它归纳为四个方面:一是人而能群的社会本质论,荀子尽管也从社会集合意义上凸显群体的本位价值和地位,尽管有时也立足于个体与群体关系维度阐发"群"的问题,可是他的着力点是根据人与动物的差别强调人能群能分,创造性地提出了人"能群"的社会本质观;二是能难兼技的社会分工论,荀子社会分工论最明显的特点是将其纳入"群学"之中进行讨论,开创性地发明了能难兼技的社会分工思想,这主要体现在社会职业分工、社会角色分工和社会技能分工三方面;三是群居和一的社会理想论,荀子建构了以"群居和一"为核心内容的社会理想思想,并从合群乐群、各得其宜、救患除祸、群居和一四方面做了深刻阐发;四是明分使群的社会治理论,荀子更为强调"外王"一面,强调道统与政统的统一性,就社会治理主体而言,荀子明分使群的社会治理可以分为君子之治、先王之治和圣王之治三种情形。     

论扬雄对儒学的改造和发展

扬雄志在成为孔子道统的传承者,致力于恢复先秦孔孟儒学的人文理性传统。他生平受儒家文化影响熏陶很深,又得道家思想浸润,以儒家思想为基质、为主体的同时,儒道互补倾向非常鲜明。他对尧舜、孔子等儒家所尊崇圣人的高度评价,实际已开阐论儒家道统之先声,对孔子、孟子、荀子的评判,对五经的褒扬,对诸子的评判,都反映了西汉学者的学术态度,映射着当时学术发展趋势;由对儒学与诸子尤其是道家的基本认识,扬雄在其思想体系的理论构建上则呈现以儒学为主体、以道家之学辅之的面貌,其天道观、仁义观、人性理论、修身思想无不如此。     

中国的协商政治传统——基于儒学的视角

现代社会的深层矛盾使得基于沟通理性的公共交往实践被寄予厚望,中国转型亦要求在深化改革中实现政治—社会体系之结构与功能的协调与匹配。故而,协商民主先为汉语学界所瞩目,后为中央政府所提倡,成为有待深化与圆成的政治理念。其实践之成败,除却政治决断与历史机缘,更需以深厚的文明传统作为根本。传统中国源远流长的政治协商实践,尽管属精英性质,却完全值得在当代中国协商民主实践中加以酌量与融会。有鉴于此,2016年6月5日,弘道书院邀请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公共政策与全球事务系主任何包钢教授、清华大学政治学系谈火生副教授、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姚中秋教授以及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任锋副教授,以“儒学义理与中国协商政治传统”为主题展开思想对话。对话在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馆举行,由清华大学政治学系苏鹏辉博士担任主持。     

元代亦集乃路儒学教育初探

元代继承了宋代以来的儒学教育传统,但是由于文献纷繁复杂,总难给元代的儒学教育作出客观准确的评价。20世纪黑水城出土文书中有一些涉及儒学教育的重要内容,虽多为残件,却保存了亦集乃路儒学教育的第一手资料。本文选取了其中的部分文书进行探讨,以期揭示亦集乃路儒学教育的基本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