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新儒家易学思想特点论略——以马、熊、牟、唐四先生为中心

现代新儒家所开启之易学可称为现代新义理派,相较于传统易学其有四个基本特点,即:新视域、新问题、新阐释、重工夫。现代新儒家以西方哲学的视角反观易学,用本体论、宇宙论、人生论、价值论的方式阐述易学中的义理。他们承接宋易,将西方哲学的理念融入于易学之中,以易学接通西学,以此彰显易学的现代价值。     

民主、共和、宪政:辛亥革命的政治现代化选择

辛亥革命是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开端,是以民主为政治目标,以共和为政治制度,以宪政为治理模式的政治革命。辛亥革命建立中华民国,民主立国、共和建国、宪政治国,使中国政治从传统走向现代:政治统治合法化,政治结构合理化,政治行为多元化。辛亥革命的是非功过,至今招谤涉讼,但遗产丰富,启迪深刻:民主、共和、宪政是政治现代化的历史趋势,是漫长的历史过程,是复杂社会系统,需要立足现实实践,循序渐进,不断发展创新。     

沈德潜与乾隆诗学观的离合

乾隆认识到"诗教"对统治的重要作用,加之自身有着较高的文学修养,其诗学观直接影响清廷诗教政策的确定。他高举"儒家诗教"的旗帜,以忠孝为旨归,树立风雅正则。沈德潜以重振儒家诗教为己任,恪守"温柔敦厚"的诗教准则。君臣际遇,两人诗学思想有着惊人的印合,乾隆找到了诗坛的代言人,使沈德潜成为诗坛宗主。然而,他们之间还存在着无法克服的分歧,最终导致君臣关系的决裂。     

浅论儒家思想的当代价值

儒家思想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文化基础;儒家思想是塑造当代中国人的重要文化资源;儒家思想是构建和谐社会和和谐世界的重要文化条件。     

“衍圣公世袭制度”、“教皇选举制度”、“活佛转世制度”的文化特征

作为一种有别于世俗政权的文化权力,儒家、基督教、藏传佛教的文化命脉需要获得一种稳定的传递模式,而"衍圣公世袭制度"、"教皇选举制度"、"活佛转世制度"的出现,则刚好符合其各自的文化土壤和信仰特征,因而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得以维系:"衍圣公世袭制度"注重血缘的延续,有着明显的世俗伦理色彩;"活佛转世制度"注重灵魂的转世,有着浓厚的宗教神秘主义特征;"教皇选举制度"既注重世俗权力的平衡,又注重信仰内容的传递,有着半世俗半信仰的成分。分析和对比这三种独特的权力继承模式,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理解和把握儒家、基督教、藏传佛教的文化内涵。     

求则得之舍则失之——儒家尊严观之探讨

人的普遍尊严概念被作为人权的概念基础,但它本身却包含着两个两难困境。儒家有关人的价值的论述,通过将人的尊严看作是成就,而非简单的自然馈赠,避免了上述困境,开通了人的基本尊严与其他尊严之间的联系,并超出了作为责任的道德,进入了创造艺术人生的境界。     

守经善道与行权合道:儒家经权思想的伦理意蕴

按照传统学术分类,经在四库中居为首位.尊经、释经、明经、守经是经学时代中华文化的深层心理结构.儒家尊经守经,也力主行权达变,守经行权归根到底在于对"道"的探寻和推崇.守死善道揭示了在价值冲突过程中儒家学者守经的价值理性立场;行权合道不仅体现了儒家学者守经的价值理性立场.还体现了在具体情境中权变的工具理性智慧,尤其值得珍视.紧扣儒家的"经"与"权"思想,突出价值冲突中的道德选择和具体情境中的权变智慧,揭秘儒家经权的真谛,对于当代社会的道德心理建设无疑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论公法视野下行政诉讼与宪政的良性互动

公法的最高目标就是实现宪政.在公法的视野下可以通过对立法权、行政权进行规制等多种方式实现完政,行政诉讼就是这多种方式中的一种,而且是一种较为稳妥的逐步推进的方式.行政诉讼遵循着公法的规律.保护救济公民的合法权益,监督控制着行政权的行使.从行政诉讼到宪政,按宪政的要求来推进行政诉讼,在二者之间实现良性互动式发展,这对构建公法共同体,实现对公权力的有效规制是十分有益的.     

论儒法两家的责任伦理

儒家学派是家族本位的责任伦理,法家学派是国家本位的责任伦理.儒家责任伦理的人性论基础是仁义道德,而法家则是自利自为;儒家责任伦理的形成机制是道德自觉,而法家则是赏罚二柄;儒家责任伦理的实现途径是修齐治平,法家则是法信权或者法术势.     

宪政视角下中国基层自治建设的理论依据和实践路径

基层自治是为保障基层民众自由和权利而创立的一种民主形式,从一开始就受到基层民众的支持.基层自治作为社会自治的一种形式,是实现宪政的一个关键因素.2007年,我们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提高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范畴.但在大力推进完政的进程中,基层自治建设并非一帆风顺.研究基层自治这一老话题,在今天仍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