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天道与人道——以辨析康德之先验自由及其与实践自由的关系

以儒家之天道与人道合一的思想看来,康德先验辩证论中的第三个二律背反之"先验自由"与第四个二律背反之"一个理知的无条件的必然存在者",两者合起来正是指向儒家所谓天、天道或天理,而康德所谓先验自由为实践自由奠基,亦是想表明人道源于天道,以及由此而进一步人道与天道为一。康德沿袭西方神人之际亦即天人之别的一贯之旨,以至于天道不能同人道贯通,人之性不能充尽圆满地体现神之性或天之性,因而在人性本善的问题上模棱两可,不能也不敢充分肯定人之善良意志就是人之本有的良知良能。即使肯定人之实践理性的意志自由,也要由理论理性所设定的先验自由来奠基。这恰是康德也是整个西方理性的最大局限之处。     

宪政中国化:现代中国思想史上的文化诉求

中国近代以来的民主宪政追求是与现代化联系在一起的。宪政中国如何可能,始终是一个历史和时代的命题。在回应现代性的挑战中,新知识群体对推展宪政中国化命题的不同思考和探索进路,以不同方式表达了他们坚持一生为宪政中国化问题上下求索的文化情结,也在方法论意义上向世人揭示了中国社会转型中现代性历史取向与文化传统价值诉求的二元张力关系。     

早期儒家和犹太—基督教传统中的智慧观：比较研究的思考

智慧是一切哲学与宗教传统的中心,本文是对早期儒家和犹太-基督教传统中的智慧观比较研究的一种思考,通过分析两种传统中智慧观的同中之异和异中之同来把握智慧的本质和价值,力图从比较的框架来审视智慧的哲学含义、伦理蕴涵和宗教层面,进而理解早期儒家和犹太—基督教传统中智慧观在文化、政治和哲学上的分歧之处。     

论儒家修身思想对中国古代官员自治的影响

修身思想作为儒家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以礼为核心,尊崇孝道,要求官员既修形也修心,既注重外在形态与仪态,克己复礼;又注重内心的修养,抑欲正心,轻利重义,舍生取义。修身思想在思想层面上为官员提供了统一的价值观,促使官员自治文化的形成,并通过其特有的方式对中国古代的吏治产生作用。在中国古代,官员修身的程度直接影响吏治的状态,修身思想对中国古代官员的治理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人类中心主义与儒家仁学思想

人类中心主义是现代性的主要特征之一,也是导致生态危机不断加重的重要原因之一,因而受到生态学者的批判。儒学是以人为中心的,但它要解决的是人的存在的价值和意义的问题,而要解决这个问题,就不能把人和自然界对立起来,而必须把人和自然界联系起来,在人与自然的不可分离的内在统一中去解决。这是儒学同人类中心主义的最根本的区别,这种解决的方式就是"天人合一"。"天人合一"的最深刻的含义之一,就是承认自然界具有生命意义,具有自身的内在价值。儒学将完成自然界的化育视为人类的神圣天职,因而追求一种"万物一体"的仁学境界。     

清代成都官署的建设

在明末清初的战争中,成都官署受到严重破坏。作为国家政治统治象征,成都官署在城市重建中得到高度重视。清代成都官署的建设主要集中在前中期,清初直至康熙二年,迫于战争形势,成都官署或仓促修建或"徐图营造"。随着清政府在四川统治的稳定,成都各级官署在康熙二年左右开始全面建设。康熙乾隆年间,各官署多进行了重修或扩建。但由于清代行政体制中"家国一体"的弊端在体制上留下的诸多隐患,成都官署到清中后期大多简陋不堪。成都官署作为国家秩序在地方社会的体现,其在城市空间布局中的位置、建筑规制、布局无一不遵守着儒家的礼制秩序和规范。     

儒家对“小人”的伦理评判

在儒家思想中,有非常系统的"君子论",是儒家对人的认识的重要阐释,而与"君子"相对的"小人"却似乎没有"君子"那样备受关注。文章从"小人"的多种含义入手,针对儒家对"小人"的伦理批判,以及"小人"的种种危害性进行了探讨。贬小人,褒君子,成为两千多年来的社会观念。     

我怎样撰改《清末立宪史》

我与韦庆远、刘文源二位挚友多年前合著的《清末宪政史》再版前夕,出于对历史和学术的责任心,在二位合作者已逝去的情况下,我对该书做了一些增订,力争求精求新。这次增订,除了将书名改为《清末立宪史》外,主要是修改了一些论断和观点,改变了对义和团运动、清末新政、立宪派和立宪活动等的看法。增写了一些新的内容,对清末立宪失败的原因和教训予以总结,进而概述了中国百年来立宪的坎坷历程,以期提高对历史的认识,有益于当今的社会主义宪政建设。     

话语与文化遗产的本土意义建构————一支人类学研究团队的学理线索

由于文化遗产实践长期以来受制于西方话语,虽然近年来国际上开始关注不同文化的遗产观,但体现本土传统的遗产实践方式尚未在中国被深度关注和开发。中国有“崇古”文化,虽没有现代遗产概念,但对过去及先人遗迹的理解是极为深刻的。历代史、志、谱、牒包含了形式多元、内容丰富和极具人文精神的遗产价值观,是今天全球“遗产运动”不曾涉及的。“衢州水亭门街区文化遗产研究”和“东坞山村文化研究”试图通过挖掘本土话语,重建文化遗产的本土价值观和意义产生方式,让文化遗产的认定和保护从标志性、分类式、项目式途径中走出来,借鉴传统历史书写方式,探索以“行事”为“深切著明”的遗产意义彰显风格;也试图超越“物质原真性”、“民族主义”、“地方主义”、“怀旧情结”、“文化资本”等话语,使遗产实践体现“通古今之变、究天人之际”及“民德归厚”等史学精神。     

孙中山训政理论与中国宪政

孙中山先生为完成民主共和的任务,提出＂革命程序论＂,将革命程序从开始到结束分为军政、训政和宪政三个阶段。＂革命程序论＂是实现民主宪政建设的路径选择,孙中山认为训政时期是完成民主宪政必不可少的过渡阶段,训政理论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是仍有缺陷。文章主要从以党治国和地方自治两方面论述孙中山的训政理论,并简要分析其对我国宪政发展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