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义—利”价值结构与西方“财富”价值结构比较研究简

通过中国儒家和西方经济价值结构的比较研究，发现儒家以“义一利”为价值结构模型，西方以“财富”为价值结构模型。儒家价值结构的基本特征是“义体利用”，表现方式是：强国的道义在于顺天时、尽地利、忠人和；安国的道义在于民朴民富；治国的道义在于蓄储俭用。西方价值结构的基本特征是“利体义用”，表现方式是：鼓励获取财富、财富规则和财富责任。儒家“义一利”价值结构与西方“财富”价值结构是两种不同的价值评判话语体系，在中国现代“义利共体”的价值结构建构中，儒家价值结构提供着人文精神基础，西方价值结构提供着物质文明建设可资借鉴的经验。     

儒家伦理与徽商的慈善行为

为了践行儒家的重教和仁爱思想,徽商兴办义学,筑桥修路和救济灾荒,彰显出他们的慈爱精神。从巴比慈善晚宴这一事件中,可以看出当代中国商人的慈善精神的匮乏,这是因为他们缺失了慈善精神的儒家文化根源。     

儒家“天人合一”的生态伦理困境及其现代转换

儒家"天人合一"思想是古代人与自然关系的朴素表达。由于历史的局限,儒家"天人合一"主要是从伦理本位的角度来关注生态,不完全等同于现代生态学意义上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对儒家"天人合一"思想进行现代生态伦理转换有助于多途径挖掘其蕴含的生态智慧,实现其与现代生态伦理思想的有效整合。     

关于场外征用的概念解释——致王宁、周宪、朱立元先生

当代西方文论的"强制阐释"有诸多特征,其中之一就是场外征用。从上世纪初开始,借助于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建构自己的体系,模仿、移植、挪用,成为当代文论生成发展的基本动力,改变了当代文论的基本走向。场外征用表现为三个特征:一是强制,二是解构,三是重置。文学理论借鉴场外理论,应该是吸纳科学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而不是现成结论和具体方法的简单挪用,特别是一些数学物理方法的引用,更需要深入辨析,强制性地照搬照抄只会留下笑柄。     

再论中国文学理论批评的国际化战略及路径

促使中国的文学理论批评跻身国际主流已经提到了文学理论工作者的议事日程上,而且这方面已有人开了先河。《诺顿理论批评文选》(第2版)于2010年首次收入李泽厚的论文《美学四讲》,从而实现了英语文学理论界对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的认可和接纳。另一方面,这也预示着曾长期为欧美理论家所把持的国际文学和文化理论界也开始关注来自非西方的声音了。但并非每一位中国当代文论家都会像李泽厚那样幸运地被国际权威的文论选收入其中,因此,中国的文学理论家不能只是被动地等待被别人"发现",而应该更为积极主动地去与居于国际文学理论前沿的欧美文论家进行交流和对话,从而挣得一些基本的话语权。在这方面,张江近年来开始的与美国理论家米勒的对话为我们树立了一个典范。     

儒家思想经世致用之学与高职院校“工匠精神”培养

儒学自孔子始,就是入世之学,核心为仁,行仁之根本就是行礼,让个人、社会都纳入礼制有序的轨道。故孔子授道是希望学人能修齐治平,利于社稷民生,即经世致用。当代社会高职教育顺应社会发展和时代背景,力求培养"工匠",而"工匠精神"的实质就是以精湛的技术服务于行业和社会的高度责任感、使命感和专注力,这与儒家经世致用之学思是不谋而合的,回顾经典方能成就未来。     

论“春秋决狱”中的“司法审查”因子

在现存的“春秋决狱”事例中,只有一例是董仲舒直接以儒家经义对抗君主命令做出的超越法律的判决,而仅此一例又可证明中国古代自然法思想的践行,其他五例都是运用儒家经义解释实在法律,进而深化或细化法律规定、纠正法律的偏颇或者弥补法律的缺失。中国古代“引经决狱”的事例展现给我们的,不仅不是枉顾法律、非法司法的司法恣意,相反,却是一个依凭“高级法”理念,通过运用解释技术进行司法造法,进而试图以司法制衡立法、限制行政的“能动司法”图景。“春秋决狱”中内含的“司法审查”因子能为我们提供一种传统法律资源,为破解社会转型期产生的“良性违宪”或“公民不服从”难题提供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