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时期的"制礼"运动

两汉时期的儒生对"制礼"之事情有独钟,"制礼"风潮终两汉而不断.两汉历史上也曾经出现过几次"制礼"高潮,汉代的礼制基本上就奠定于此.在汉代社会的"制礼"过程中,由于汉儒坚持"功成作乐,治定制礼"的原则,导致了儒生与君主以及不同儒生群体之间持续的价值冲突.汉儒的"制礼"实践体现了他们对礼乐"制度化"的追求,折射出了"儒"法"斗争的历史背景,同时也表现出了儒家思想的理想主义特质.     

同体异形:严监生、严贡生比较论

<儒林外史>中严监生与严贡生兄弟是相互含纳、彼此补充的统一体.同样贪吝,严监生是损人不利己,具有敛财性;严贡生是损人利己,带有敲诈性.同样自私,严监生是肩负种种传统思想的包袱,对大环境中的道德人伦无比在意;严贡生是肆无忌惮,视传统道德如弃屣.严监生患得患失而虚伪,严贡生则彻底扯破了温情脉脉的面纱.他们的形象表明封建末期那些与土地关系密切的儒生是怎样追求功名富贵的,以及决定其伦理风貌、生存方式的具体样态.     

夜间“刷卡机”

汉朝很器重曹参,派他出任齐国丞相,统辖齐国七十座城池.当时天下方定,百废待兴.曹参把齐国的长老和儒生召集起来,一起讨论安定百姓的方法.大家众说纷纭,最后从"治道贵清静而民自定"中,引发出了"无为而治".     

试析明清时期江西金溪部分儒生向刻书业的身份转型

本文主要就明清时期江西金溪部分儒生向刻书业的身份转型进行了论述。具体包括转型人员的构成、转型原因、从业特点以及转型对促进江西古代文化发展传播所起的作用。     

汉儒思想的现代诠释

汉儒思想是中国文化的重要遗产,这是不容置疑的,但是对其内在的哲学-文化价值的认识仍有多种不同的诠释。汉代儒学具有深层哲学价值和意义,富有深奥的文化意义和发展变化的活力,不能仅仅被当作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代言人。汉代儒学综合其他各家思想,成为被官方和大众所认可的、占统治地位的学说。汉代儒生们一直以来为这样一个矛盾所困扰,即他们珍视的“大一统”、“太平”和“大同”世界中的“人性至善”理想与森严的帝国体制现实之间的矛盾。在这个矛盾中,他们一边履行自己的基本职责——保护和教授传统的道德理想,一边努力倡导改革秦朝法治统治传承下来的帝国体制。     

明清开封犹太知识群体的流变与犹太社团之兴衰

知识分子是散居开封的犹太社团的文化领袖。开封犹太知识群体的内部结构在明清时期发生变化,在宗教文士之外,涌现了儒生群体,文士维持民族宗教的持续内生,儒生则结交主体社会,为社团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随着社团人口规模的萎缩,从明中期起,文士数量和宗教素养愈益下降,宗教活力式微,循科举致仕的儒生群体规模和层次却不断提升,社团事务主导者逐渐由宗教文士转到儒生官员。传承宗教和沟通主体社会成为社团文化传承的两难抉择,文士为传承宗教排斥致力科举而荒废宗教学习的行为,却又不得不尊崇为官的儒生。这种文化传承模式造成了文士与儒生群体的隔膜。随着文士和儒生群体规模和文化修养的衰落,社团文化传承陷于困顿。     

明代儒生弃举从医现象略论

中国古代一向是重儒轻医,明代亦如此。但与前代不同的是,明代出现了众多儒生弃举从医的现象。这一方面与明中后期科举竞争加剧的社会现状密切相关,另一方面是因为受当时思想观念的影响,还有的也与儒生个人经历或社会环境有关。儒生弃举从医现象的出现对当时社会产生了很大影响,一方面拓宽了士人的谋生方式,另一方面壮大了从医者队伍,使得更多的病人得到救治。而其更为深远的意义则在于,大量儒生弃举从医,促进了明代医学事业的发展。明清时期不仅形成了完善而系统的中医理论体系,分科也进一步细化,与现代中医的分科基本相同,中医的临床实践也取得了很大发展。     

论西汉“奉天法古”思潮

西汉中后期“奉天法古”的思潮,源于战国儒家民本思想。所谓家家有百亩之田、无处不平均、无处不饱暖的井田制,作为儒家乌托邦式的平均主义理想,始于孟子,后被汉儒所尊奉,视之为最完美的土地制度,并为之摇唇鼓舌,力主加以恢复,终于酿成了西汉中后期“奉天法古”的思潮。     

“盛唐气象”的分解

＂盛唐气象＂与盛唐诗坛的两大诗派和两大诗人密切相关,是盛唐诗歌的主旋律。＂盛唐气象＂在李白的诗歌中,是以名士气象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在杜甫的诗歌中,则是以儒生气象的形式表现的。同时,＂盛唐气象＂还表现为山水田园诗中的隐士气象和边塞诗中的英雄气象。     

西汉中后期儒生政治的勃兴与极端化

宣元之际为西汉经学迎来重大转折的重要时期。随着经学进入极盛时代,儒生政治亦由此勃兴,由于儒学本身的理想化特征,儒生政治也始终表现出鲜明的理想化特质。缺乏政治实践与斗争经验的儒生走进权力中央,面对元成时期频发并至的现实危机束手无策。除此之外,在与外戚及宦官集团的权力博弈中,儒生群体政治经验不足的弊端凸显无遗,节节败退。前述种种挫败,使得踌躇满志的儒生政治逐渐陷入低潮,儒生群体对现实失去信心后,转而对西汉王朝统治的合理性产生质疑,西汉末年阴阳学理论与谶纬之学的兴起均属儒生态度转变与儒生政治转向的衍生品。儒生政治由此走上了极端化发展路径,西汉帝国的瓦解与崩溃至此已成定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