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绘画崇尚人品的思想渊源

推崇绘画中的人品是文人画的一大特点 ,这一特点是在儒、道思想影响下 ,在绘画艺术的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文人画家所强调的“人品”糅合了儒家的理想人格和道家的自由精神 ,融汇了历史上文人雅士的精神品格 ,渗透于绘画艺术的品评鉴赏中。它和在中国艺术发展史上形成的文化传统有关 ,也和文人士大夫这一特定社会阶层的审美趣味、个人遭遇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关于法人人格及法人人格否定制度的探讨

伴随我国法人制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对法人人格及法人人格否定制度的理论探讨也逐步展开.法人人格的界定、评价是理论前提,探讨法人人格否定制度的构成要件、特征及其在我国的适用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人格转型

本文从哲学角度阐释了人格的一般特征,分析了我国计划经济体制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给人格带来的转型:从依附、消极被动型转向独立、主动、平等、竞争、开放型人格。同时,市场经济体制对人格的发展也有其负面影响,容易导致人格的物化。加深对人格的认识有利于人自身的发展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完善。     

论儒家德法并举的治国方略及其现代意义

儒家在治国方略的设计上主张德法并举、德主刑辅。在儒家看来,道德与法律在治国中各有积极的作用,都是不可或缺的治国手段;但是德法有自身所无法弥补的缺陷和不足,需要对方的补充才能充分发挥自身作用;德法必须结合统一起来,在德法互补的基础上的德主刑辅的治国方略成为儒家以及历代统治者的必然选择。德法并举对于我国当代以德治国与以法治国相统一的治国方略有着积极的借鉴意义。     

《民法典》"人-物"对立逻辑的校正——民事权利体系解释的起点

基于人只能是目的的现代伦理观念,解释《民法典》的民事权利体系应坚持维护法律人格概念的纯洁性。然而,人格利益和财产利益经常相伴而生,同时存在于一个交易的场合,在考虑人格与财产区分的观念时,也要承认这种不同利益相互交织的现实。财产权从来都与人格密切相关,即使法人这种为财产关系而设的拟制主体,也是为了实现人的利益需求而设,而只有生物人的伦理意义即法律人格才是人格和财产区分的真正依据。市场交易不会以"人-物"对立区分的界限去定义所有可能的交易形式,即使是只能作为权利主体的人,也可能产生许多能够交易的内容,例如人的姓名、肖像等人格符号,即以"物"的观念来看待"人"。同样,物不会真的和"人"脱离,总会以不同的方式和人格联系,从而在交易中表现为不像是单纯的客体,即以"人"的观念来看待"物"。     

突破理性官僚制伦理困境的基本逻辑

官僚制化的行政管理是民主政治的委托授权式的他治的现代范式,但西方理性官僚制构造了形式合理性与实质非理性的伦理悖论,在公共权力运行中导致他治与自治的矛盾是公共行政的现代性困境。西方以否定他治为指向的解构理性官僚制的运动并不能为中国的公共行政改革制作范式。在人类还没有能力实现自治的境况下,否定合理的他治是乌托邦式的幻想。但面对理性官僚制发展不足的问题,应在反思理性与建构理性相统合的视阈中避免西方所遭遇的现代性悖论,需要以公共生活的智慧限制他治对主权的僭越以及克服官僚制本身的形式合理性与实质非理性的伦理困境,这一智慧在制度伦理视界体现制度与人格双重向度的整合。     

鲍德里亚的新理论地带

研究 2 0世纪西方文艺理论对当代中国文论建设有何意义 ?通过对其历史脉络的把握和对流派影响的深入研究会对我们有何启发 ?这些思潮进入中国后有怎样的文化过滤和文化移植 ?这种文化的理论旅行在新世纪中国文论转型中有怎样的意义 ?这些都是必须弄清楚的。在我看来 ,研究 2 0世纪西方文艺理论的关键在于 ,在研究各种西学“主义”时 ,力求弄清其思想文化“语境” ,追问这些问题是怎么来的 ;它们仅仅是西方的问题还是人类的共同问题 ?是国家民族的本土问题还是全球性的问题 ?是现代性文论问题还是后现代性文论问题 ?这些问题的深入探索 ,将有助于新世纪中国文论批评的借鉴和自我反思 ,并对我们的文化理论策略和文学理论价值维度的确定有着积极的意义。为此 ,主持人特组织了部分博士研究生、硕士研究生对这一问题展开讨论 ,以期引起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关注     

陶渊明在宋代的地位及其与苏轼、朱熹之关系

到了宋代 ,陶渊明开始受到一致的推崇。宋人对陶渊明的景仰 ,首先在于对陶渊明正气凛然、不屈服于强权的高尚人格的推重 ;陶渊明在世俗生活中时时体现出的高怀逸趣———艺术的眼光、艺术的心情 ,让宋人羡慕不已。陶渊明在宋代备受推崇 ,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 ,宋代内忧外患 ,士大夫忧心忡忡 ,希望找到一个能安顿人生、超越痛苦的精神榜样 ,而陶渊明正是最理想的人选。苏轼一生推重陶渊明、由衷喜欢陶渊明。朱熹慧眼独具 ,对陶诗有特别的体味 ,看出了陶诗内涵的丰富性、艺术风格的多样性。可以说 ,陶渊明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 ,是在宋代得以最后确立 ;陶诗独特的美学价值 ,是宋人发现并给以理论上的完全肯定。     

战国时期贵士现象解读

战国时期,诸侯力政,在“得士则兴,失士则亡”的社会现实下,时君世主出于襄助霸业或生存发展之需要,给予士人无上的尊崇和荣光,社会上形成了浓郁的责士之风。士人凭借自身所拥有的“道统”优势和智能资源而自由驰骋、傲睨权威,铸造了中国古代史上绝无仅有的“百家争鸣”和抗礼王廷的辉煌,在“合则留,不合则去”的时代大潮中充分展现着自身的价值。士的人格就在这种自由地流动、自由地思想、自由地批判中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发展和高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