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歌曲和舞蹈的数字人类学根据及其美学意义

诗歌、歌曲和舞蹈作为交流的工具,超越了音乐的诸多限制.它们在传达某种信息上所需要的那种转换,实质上是以数字来表示的.本文所介绍的诗歌、歌曲和舞蹈的数字原则的应用,极好地说明了它们有着明确规定的数字人类学根据以及美学意义.     

论诗歌的再生--兼论翻译过程中影响跨文化交流的动态因素

文章以功能翻译理论为基础,以中国古典诗歌、日本诗歌、英美现代意象主义诗歌和中国早期白话诗之间的传承影响为例,论证了原语诗歌是通过翻译过程中的一些动态因素,如原诗文本、译者、译语读者等的共同影响,来实现译语诗歌的再生,从而促进文化间的交流发展.     

元明清时期的汉乐府研究

元明清时期对汉乐府诗旨的探讨表现为以传统的诗教观念来约束汉乐府,以比兴手法解诗,失于穿凿附会和繁琐考证;在艺术形式上则表现为从后来发展的艺术观念来寻找先验的格律,难免拘于旧说。但汉乐府在诗评界取得了经典范本的地位,叙事诗批评开始形成,著作之丰超过此前历代研究者的总和,呈现出集大成的风貌,荟萃诸家众说,是汉乐府研究的总结期和丰收期。     

杨万里诗歌语言的审美特征

杨万里诗歌清新活泼,风趣自然,形成风格独具的"诚斋体".本文通过对语言形武的分析,从雅俗、疏密、婉直、浅深等四个方面对杨诗语言的审美特征试作探讨.     

出入西昆走近宋调——浅谈欧阳修早期诗歌创作

从天圣年间科举应试到景祐三年贬官夷陵之前,是欧阳修诗歌创作的早期.早期的欧诗能吸收西昆体的合理内核,矫正其弊端,它对西昆体有"入"有"出",并由此一步步走近宋调.     

南宋中兴诗坛与萧德藻的诗名沉浮

萧德藻在南宋中兴诗坛诗名大著,曾一度被其时的诗坛盟主杨万里誉为“四诗翁”、“四诗将”之一,后经方回的反复称扬而一度列名于“南宋四家”,在南宋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然而萧德藻一直是一个被学界冷落的研究对象。本文试图在客观公允的评价其残存诗歌的基础上,联系诗坛峰会的历史文化背景和诗歌演进轨迹,分析其生前盛名,身后寂寞的深层原因:萧德藻在中兴诗坛声名大振是其时诗歌多元化发展趋势使然;而身后的千载寂寞缘于其诗作散佚,也缘于其诗歌风格冷峻奇峭,不易宏大的致命弱点。     

论藏传佛教中国化进程中的中央王朝因素——以元明清三代为例

佛教自公元7世纪传入西藏就开始了本土化历程,从吐蕃时期王室主导推动到分裂割据时期自主以教派形式走向民间,佛教在西藏最初阶段的曲折发展过程中也探索出了实现中国化的主要方向、基本路径、转化标准和推动方式。元代以来,西藏地方正式纳入中央王朝的行政管辖,这一历史新阶段的开启也宣告藏传佛教中国化进程中出现了中央王朝这个最强有力的推动者和引导者。元明清三代,中央王朝均制定实施了相应的藏传佛教管理制度,在三代中央王朝的引导和推动下,这一时期藏传佛教不但积极、主动地尊奉中央王朝、亲近内地文化,而且在教派传承、教义教理、管理制度、文化交流、学经教育、寺庙经济等方面都有了不断适应本土特性的创新和发展。与此同时,在历代中央王朝的庇荫下,藏传佛教加快对外传播,不再局限于涉藏地区、藏语、藏文和藏族,从而成为根植中华大地、多民族共享的文化,实现了藏传佛教更进一步的本土化。     

试论杜甫诗歌句子的多义现象

主要依据现代语言学的有关多义现象的基本规则,在充分注意杜甫诗歌特殊性的情况下,深入而全面地分析了杜甫诗歌句子多义的五种类型:句子异文造成的多义;某词词义不定造成的多义;语法关系不清造成的多义;层次划分不定造成的多义;语义关系不明造成的多义。     

陈寅恪诗歌的历史意义

陈寅恪治学以“以诗证史”擅场,解诗则长于“以史笺诗”,评价诗歌多着眼于对重大历史事件的反映。他的诗歌创作也多以时事为背景和题材,秉笔直书,不避不讳。因此,《陈寅恪诗集》向读者展现了一个真实的世界和一位真实的诗人。他为数不多的存世诗歌,写作目的如其自评《柳如是别传》,乃是“痛哭古人,留赠来者”;而作为情感的寄托,陈寅恪的诗歌也更能体现其“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理想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