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资本主义数据权力的统治关系批判及其启示

大数据时代，“数据”作为核心生产资料参与数字化生产，是数字化社会运行不可或缺的要素，占有数据即占有权力。在当代资本主义范式下，数据被融入资本逻辑展开增殖，传统意义上的“掠夺、剥削、渗透”和“驯化、新殖民、新垄断”被赋予了新的形式与内涵，主要体现为数据权力被私人资本、国家资本乃至国际资本所垄断。而且，数字资本通过与金融资本的结合，实化、固化和强化了数字统治关系。由此，需要基于企业、国家、国际三个层面，对控制数据流动、获取超额利润、联合金融资本投机、改造大众认知、影响社会舆论、干涉他国政治文化、攫取他国剩余价值等数据权力的统治关系展开研究。随着数字全球化的演进，数据权力正在深刻重塑着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其资本主义垄断也日益产生了数据霸权、数字鸿沟、发展失衡、脱实向虚、治理困境、公平赤字、两极分化等世界性问题。直面问题，汲取经验，新时代亟须发挥政府引导数字资本健康发展的作用，支持国有企业、创新型企业参与数据权力分配，倡导构建“数字命运共同体”破解数据霸权。     

1868年《草原地区临时管理条例》与沙俄对哈萨克草原的统治政策

本文以沙俄当局于1868年颁布的《草原地区临时管理条例》为主要研究对象，探讨19世纪中后期沙俄对哈萨克草原的统治政策。该条例在沙皇亚历山大二世改革的时代背景下出台，是这一时期沙俄当局整合新征服中亚边疆的改革措施之一。该条例强化了沙俄在哈萨克草原的军政和司法机构，以税收、土地利用、社会身份和文教等政策引导牧民逐渐转入定居生活。沙俄当局以在草原地区建立“文明秩序”为名，掩盖其侵略和控制的真实目的，在行政和法律体制上推动哈萨克草原融入沙俄版图。     

统治风险与胥吏人事：官吏分途现象形成与持续的政治逻辑分析

本文试图论证，官吏分途从治理逻辑来看是一个非常糟糕的制度安排，其形成与持续主要是政治逻辑支配的结果。古代中国一直存在着朋党与官僚贵族化等官僚人事风险，导致统治者的人事权力受到侵蚀，危及统治基础。胥吏人事制度涉及各级政府如何安排僚属的问题，因而与上述官僚人事风险紧密关联。文章认为，官吏分途的形成是东汉以来官僚贵族化的结果，贵族与庶族的社会身份差异影响了正式官制的设置，造成官与吏在来源人群、等级地位与道德评价上的全面分途。官吏分途的持续则与后世统治者对官僚人事风险的防范有关。胥吏人事的合理化需要重新引入政治上风险巨大的辟署制，统治者宁愿忍受官吏分途导致的治理弊病也不愿变革。本文的研究拓展了“风险论”的视野，揭示了此前较少为人关注的官僚人事风险及其对中国古代官僚体制的深远影响。值得注意的是，类似的统治风险在当代依然部分存在，也受到中央越来越多的关注重视，并着手防范整治。     

资本逻辑的三重维度及其统治形式

当下，资本逻辑已成为马克思主义学界的研究热点，而厘清资本逻辑概念需要以《资本论》及其手稿为中心，通过依次辨析“资本”“逻辑”和“资本逻辑”三个概念来进行。资本是物、增殖价值和生产关系的辩证统一，逻辑是以否定性和必然性为核心特质的辩证逻辑,资本逻辑则是资本在否定性运动中所呈现的必然性。其主要表现为三重维度:一是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普遍化的必然趋势，二是资本增殖规律和积累规律，三是资本关系普遍化的必然趋势。在现代化进程中，资本逻辑通过主导物质生产、形塑社会关系和建构思想观念等形式实现了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全面统治，其由此也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主导逻辑。只有超越资本逻辑的全面统治，才能使人的解放成为现实。      

记忆、统治与“造宋”文学——以谢瞻《张子房诗》为中心

谢瞻的《张子房诗》冠绝当时，却较少受到后世学者的关注。然而，从文化记忆、政治统治的角度来考察这首长诗，其独特意义则得以彰显。本文以该诗为中心展开讨论，勾连傅亮、郑鲜之、范泰、谢灵运等晋宋易代之际的文人创作，以期展示这一时期文人复杂而微妙的心态，同时揭示刘裕运用对张良、刘邦、刘交等历史人物的文化记忆来表达其渴求贤才、追求正统、合法化自身统治的想法。另外，本文将《张子房诗》与其他“造宋”文学作品一起考察，可以凸显武将与士族在晋宋之际势力的盛衰变化，也可揭示出这些“歌功颂德”作品背后的价值与意义。     

试论科举制对中央集权体制的历史作用

中国古代的科举考试制度影响深远.长期以来,学界对科举制的评价多从选拔人才角度出发,而对其政治统治效用认识不足.其实,科举制的历史作用,不在于其对优秀人才的选拔,而在于其对中国封建政治统治需要的满足.它立足于把官员选拔权力全部收归中央,并能够扩展封建统治的社会基础,进而保持社会的政治稳定,实现社会教育和政治统治的密切融合.科举制与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具有极大的亲和力,高度适应了中国封建社会成熟以后不断强化中央集权的需要,起到了社会凝聚和社会稳定效应,对中央集权体制的巩固和发展有着特殊的历史作用.     

“人的二元论”及其消解——从费尔巴哈、施蒂纳到马克思

1842—1845年期间，青年黑格尔派曾通过将宗教世界归结于它的世俗基础来消除“思想的统治”,却意外地建立起了带有神学色彩的“人的二元论”;围绕着如何消解“人的二元论”,他们之间又产生了激烈的斗争。这场内斗的结果，不仅使青年黑格尔派本身解体，而且最终促使了马克思的“现实的个人”概念的诞生。本文将以从费尔巴哈到施蒂纳再到马克思的思想发展为主线，分析他们以“观念的异化”来反抗“思想的统治”的理论逻辑，以及“人的二元论”框架的理论困难，从而揭示出马克思从“现实的个人”出发的必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