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陆贾对儒学的改造

陆贾是汉代儒学改造的先驱.他面对秦汉间新的政治形势,积极提倡儒学,自觉对儒家思想做出调整,并在调整的过程中有选择地吸收法家、道家和阴阳家的思想,使儒学的宗旨与功用逐步为刘邦朝廷所认识,促成了儒学与君主权力的结合.     

李栗谷对王阳明“心学”思想之融合性传承

李栗谷与李退溪并称朝鲜性理学的“双璧”。作为“栗谷”学派的创始人,李栗谷思想兼容并取,不墨守所谓的正统性理学,细究其理论学说中亦具有极其丰富的王阳明“心学”内涵。以李栗谷思想中的“道本于心”“至善与中”及“知行并进”等理论为中心,可验证李栗谷学说中的诸多理论皆与王阳明“心学”思想是相当契合的,亦具有十分明显的融合与传承王阳明“心学”之特征。     

先秦时期陕北地区的人文生态变迁

先秦时期,陕北地区居民名称复杂,祖源莫辨,是各个民族的交汇融合之地,其社会经济形态属于复合经济,既有农业经济的因素,又大量存在着畜牧与狩猎,是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缓冲地带。     

心性与性情:先秦儒学思想中的“人”

以"人生"为思考焦点的中国思想,在先秦时期相关学说主张中,表现为一种对于"人"的理解。探讨"人"的理解,成为建构古代中国思想"知识性"的重要工作。必须建立一个"概念策略",经由从"自然人"到"自由人"的分析进路,充分认识"心性"与"性情"的重要性,才可适切地展开"人"之图像,进而清楚地还原其古代样态。孟子性论中对"心性"的理解,虽以"道德"为其要素,但此一道德人之理想,并不脱离真实性情感的人性,这正是人之所以获得"自由"之关键。出土文献《性自命出》或《性情论》的内容,对此问题有深入讨论,从中我们当可获致由传统自然材质人性论,走向道德人性论的思想史轨迹,为"自然人"到"自由人"的路向进一步厘清可能性。     

试论先秦儒家的礼乐观

先秦儒家的代表人物如从孔子、子思到孟子、荀子等都十分重视礼乐 ,故“礼”、“乐”并称。在先秦儒家诸子看来 ,“礼”既是社会人“视、听、言、动”即社会行为的规范 ,又是稳定社会秩序、建立理想社会制度的工具 ;“乐”的功能则是“治心者也” ,即陶冶性情 ,导人向善 ,使人志清德洁、道德高尚。所以 ,“礼”与“乐”的关系是外在规范与内心化导相结合以达到“仁政”目标的相辅相成的关系 ,由此可见“乐”在儒家理论学说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就美学观而言 ,先秦儒家诸子认为礼乐的本质是“中和” ,礼乐之美以适中和谐为最高境界 ,所谓“致中和 ,天地位焉 ,万物育焉” ,则进一步使“中和”具有了本体论的意义。     

浅论魏晋玄学对儒释道的影响

魏晋玄学思潮衰落之后 ,其哲学精华活在儒、释、道 (教 )的理论创作中 :玄学的哲学范畴和“形名学”、“言意之辨” ,构成了魏晋南北朝佛教义学语言环境和思维方法 ;玄学本体论流派的哲学思辨使道教哲学由粗糙走向精致 ,元气论流派的生命哲学则培育了士人的本土宗教情感 ;玄学促进了南朝经学向义理化方向发展 ,其潜在的“体用”、“性理”、“内圣外王”观念 ,对北宋理学的兴起产生了直接影响。     

先秦妇女与魏晋妇女“达”的不同体现

先秦妇女与魏晋妇女在不同历史时期展现不同的达风,这是儒家和道家精神关于达的不同内涵的真切体现.     

汉代五经地位的提升与学官变化

秦代灭学之后,儒家经典一直以私学的方式在民间传播。汉初虽然设立了博士官,儒学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汉武帝建立五经博士制度之后,经学逐渐成为治世工具被汉代君主们一代代传承。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经学的演进,催生了经学内部众多的派系,经省们积极要求政治权利和学术利益,最终导致五经博士数量和质量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民国孔道的理解维度与儒学的发展理路

民国时期是儒学发展的关键时期。科举废止、经学解体,使得知识分子对传统儒学的理解产生了较大的分歧。民国时期理解孔道出现了四种维度：孔道即孔教;孔道即孔经;孔道即纲常名教;孔道即孔家生活。“孔道”即孔教,一方面将孔道提升到宗教的高度;另一方面,重新建立儒学在下层社会的认可基础和认可机制,维护儒学的社会根基。孔道即孔经,体现了儒学传承中的学术化维度。孔子之道即纲常名教的维度是中西文化对峙情况下以“西”观“中”的一种对孔道的解读,是一种对孔道的误读。孔道即孔家生活旨在建立一种传统的孔道式生活方式。民国时期,对于孔道的不同理解维度,同样彰显出了儒学不同的发展向度,使儒家文化呈现了多元的发展态势,为儒学的现代转换提供了多种途径。民国时期对孔道的不同理解所开创的儒学发展的不同理路,虽然在其后此消彼长,起起伏伏,但这些理路仍然构成今天儒学发展的主流。     

论先秦族群迁徙融合与华夏民族主体的演变

先秦族群迁徙融合是华夏民族形成的重要因素之一,由于族群迁徙的规模和范围有所不同,华夏民族形成时期其主体是不断变化的。华夏民族的原胚和最初主体是汇聚和融合于中原的炎黄族群;到尧舜禹时期,除了中原地区的晋陕豫联盟外,东夷族群的加入使华夏民族主体得以扩大;夏商时期,夏商族群的扩展迁徙使夏商族群成为华夏民族的核心主体;周代分封制的建立实现了族群的大范围融合,华夏民族的主体不再以少数族群为主,而是发展成为真正的融合性主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