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基本法一般条款的功能和适用

一般条款是基本法的立法技术之一,可以分为法律原则性的一般条款和具体领域的一般条款,维护基本法的安定性和特别行政区问题的复合性是其生成的内在逻辑。一般条款具有保持基本法安定性的自在功能、接续基本法与价值的内在功能、对接基本法和政策的外在功能,但其适用应遵循特定的方式和界限,同时为确保其可预见性需要进行程序性商谈和类型化归纳。     

论格式合同霸王条款的规制

格式合同,是合同类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因其所具有的多种优点,如简洁、便利、可重复使用等而在社会各个领域的合同订立方式中广泛占有一席之地。但是,由于其本身存在一定缺陷以及外在的种种原因,一直以来格式合同中的霸王条款都在各行各业中盛行,甚至有愈演愈烈之势。近年来,因霸王条款引起的诉讼案件屡屡见诸报端,这表明人们逐渐认识到霸王条款的不合理性和违法性并试图用法律维护自身权利。目前,我国对格式合同中的霸王条款尚没有十分完整明确的法律规定,但此类案件的司法实践仍可对霸王条款的规制起到很好的借鉴作用。     

抓住机遇 沉着应对 趋利避害 加快发展——关于加入WTO后我省农业发展的思考

加入 WTO,我省的农业将面临着一个全新的国际环境。 WTO农业条款的主要内容包括：将非关税措施关税化,非关税措施关税化后的关税率不得随意提高;相互减让约束关税;削减补贴,即减少对农产品的补贴,主要是削减到小麦、谷物、肉制品和糖的补贴。作为发展中国家一般有 10年期的过渡期实施它们的削减关税和补贴计划,到 2004年要求达到最后要求。这样,我省农业的发展将被置于 WTO的框架之中,无论是农产品的国际贸易还是国内的生产活动都必须适应 WTO规划的要求,严格遵守 WTO规则。可以说, WTO是把双刃剑,对我省农业的影响有利…     

论《民法典》绿色原则的合同适用及其制度启示

绿色条款已全面融入我国民法的基本原则和各编规则中,特别是在《民法典》合同编中系首次规定。在合同领域的司法实践中,已形成了适用绿色原则来判定合同效力、解除权行使、效力终止后利益返还的实践做法。折射出在民法基本原则体系中,具有独立于禁止违法与背俗原则的制度地位,也在合同解除、履行利益返还问题中,要求重新认知绿色条款的合同法本质。因此,将绿色原则和合同立法中的具体绿色条款,回归到合同债权债务的民法逻辑下,还原到民事立法作为裁判规则的纠纷化解场景中,绿色条款在本质上是对合同双方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法定附随义务的规定,基于该义务的履行情况而在双方间比较,生成相应的绿色请求权,这构成适用《民法典》中绿色合同条款的认知基础。     

论劳动者的单方解除劳动合同权 ——透视《劳动法》第31条

《劳动法》既有相对稳定性，但随着社会的发展也会有所变化发展。而且《劳动法》本身也有争议的地方。主要针对劳动者的辞职自由——单方解除劳动合同权展开论述。首先分析了关于此项自由规定的第31条的立法理论基础，然后着重解析理论界与实践中适用第31条的问题与缺陷，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劳动法第31条的完善建议。     

论穷尽法律救济原则之存在逻辑

穷尽法律救济原则并非无中生有,而有其存在的逻辑基点.宪法规范位阶的最高性是穷尽法律救济原则的规范基点;立法行为的公定力,即立法行为在通过法定程序被宣布违宪之前被推定有效,是穷尽法律救济原则的秩序基点;宪法纠纷与法律纠纷的区分是穷尽法律救济原则的理论基点;"禁止向一般条款逃逸"原则所蕴涵的方法论是穷尽法律救济原则的方法论基点.对于穷尽法律救济原则存在逻辑的理解不能机械化.在英美法系国家,解决纠纷虽然在形式上未遵循穷尽法律救济原则,但在本质上仍然遵循了穷尽法律救济原则的逻辑思路.     

国际环境法之“齿”——反措施及中国对策

国际环境的进一步恶化,与国际环境法的软弱性密切相关。反措施虽然在去国际环境法的软弱性方面意义重大,但很少被采用。究其根源有二:一是反措施作为国际环境法强制保障存在一些法理困惑,如反措施实施主体困惑,但从法理上来分析这些困惑都不成问题;二是反措施本身除了存在一些传统的问题,如弱国实施困难、大国滥用、缺乏制约等等,还存在一些因为国际环境法的软法性导致的义务空洞问题和义务弹性问题。但只要尽快使《国家责任条款草案》变成具有法律拘束力的《国家责任公约》,并尽快缔结《世界环境公约》使国际环境义务硬化,消灭环境义务的弹性,构建强大强制保障体系,这些问题都将迎刃而解。我国要充分利用国际舞台的话语权,推动国际环境立法和反措施制度进一步完善,同时,应该充分利用反措施手段来应对国际环境违法行为,保护本国的国际环境利益。     

论施密特的具体秩序思维

施密特将法分解为规范、决断和具体秩序三个基本要素,具体秩序是规范生成与适用的背景,是决断的制度性条件,因而是法的最终概念。具体秩序生成于社会内部,其形式载体是制度,实质内涵则为正常情形下的整体状态,包含功能主义秩序和伦理实质两部分。具体秩序思维可以通过概括条款得以贯彻,实现对形式主义的扬弃,但这引发了法律不确定性问题。施密特主张通过共识性方案解决这一问题,但却为纳粹意识形态介入法律提供了通道。尽管如此,施密特的法理论在深化对于法律本质的认识上的智识努力仍是值得肯定的,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看待法的多元视角。     

反倾销条款为何未能抑制FTA成员方对华反倾销调查?

区域贸易安排(RTA)是与多边体制并行发展的重要趋势,其主要形式是自由贸易区(FTA).已有研究表明:FTA中的反倾销条款对区内反倾销调查有抑制效应,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的实践是典型例证.中国是世界上遭遇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也是近年来迅速推进FTA的国家之一,然而类似的抑制效应却并未能显现在中国FTA实践中.比较研究中美两国FTA实践,可以发现,FTA成立时间长短、FTA成员间经济结构的差异性、FTA反倾销条款内容的繁简不同等都是造成这一结果的症结所在.对中国而言,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仍应是未来坚定的选择.我们要正视短期内签署FTA并不能立刻改变我国频繁遭遇反倾销措施的困境,同时也要重视FTA谈判中反倾销条款的制度设计,用WTO+待遇条款、制度化的争端解决机制等避免对华反倾销程序的启动.从长远来看,加快转变外贸增长方式、提高出口企业核心竞争力、增加出口产品附加值才是遏制外国对华反倾销的根本之道.     

“非排除措施”条款适用的审查

在国际投资争端中,由仲裁庭对东道国援引NPM条款而采取的行为进行审查对案件的裁决结果至关重要。NPM条款的适用审查原则和标准要因审查对象属性而异。对于自我判断性NPM条款的适用按照善意原则审查,而对于非自我判断性NPM条款则依评价边界理论审查。对于条款文本虽对自身属性无明确规定,但依东道国惯常实践能够推断其自我判断属性的,认定为隐性自我判断性条款,仍依善意原则审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