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怀疑的时代依然需要信仰

《人民日报》评论部主任卢新宁在北京大学的演讲《在怀疑的时代依然需要信仰》，就知识分子如何保持信仰坚守和理想追求进行了阐述，现予以刊发，以飨读者。谢谢你们叫我回家，让我有幸再次聆听老师的教诲，分享我亲爱的学弟学妹们的特殊喜悦。一进家门，光阴倒转，刚才那些美好的视频，同学的发言，老师的讲话，都让我觉得所有年轻的故事都不曾走远。可是，站在你们面前，亲爱的同学们，我才发现，自己真的老了。1988年，我本科毕业的时候，你们中的绝大多数人还没有出生。那个时候你们的朗朗部长还是众女生仰慕的帅师兄，你们的渭毅老师正与我的同屋女孩爱得地老天荒。而现在他们的孩子都该考大学了。就像刚才那首歌唱的，“记忆中最美的春天，难以再回首的昨天”。如果把生活比作一段将理想“变现”的历程，我们只是一叠面额有限的现钞，而你们是即将上市的股票。从一张白纸起步的书写，前程无远弗届，一切皆有可能。面对你们，我甚至缺少一份抒发“过来人”心得的勇气。     

我劝父母分手,是对还是错

是我维系了无爱的家 1987年我出生在长春市一个高级知识分子家庭,爸爸是导演,妈妈是大学美术教师,省内知名画家.从我懂事那天起,我整天面对的就是爸爸严厉的面孔、妈妈忧郁的脸.爸妈虽然同居一室,但他们更像是一对陌生人,他们很少说话,每天都各忙各的,我上初中时,我们这个家更是名存实亡了.尽管如此,爸爸在家里仍然坚守着他的霸气,吃饭时,仍然坐在饭桌前等着妈妈给他盛饭,饭后,仍然等着妈妈用南泥小壶给他泡茶,有时妈妈在楼下同邻居们聊天儿,爸爸就会毫无顾忌地打开楼窗大喊:“陈秀君,回来看书!”喊过,哐地一声关上窗户.     

胡乔木:是骏马,也是被驯服的老牛

左还是右:荡在秋千上的人知识界对胡乔木评价的分歧,主要发生在1979年《苦恋》事件之后。其时,正是改革开放开启之时,人们多年积蓄的对"文革"及"两个凡是"等的强烈不满,在文坛上引发了一场以揭露和     

国情专家胡鞍钢

在中国知名经济学家中,作为十八大代表的胡鞍钢无疑是其中颇具传奇的一位:高小毕业就下乡的知识青年、工科博士出身的国情专家、以弱势群体代言人身份自居的经济学家;所编的每期国情报告都被送到国家领导人的办公桌上,且一直被视为中央政府的高层智囊人物。胡鞍钢很忙,59岁的他不是要出差,就是在讲课。他说,自己是一个热衷于知识报国的人,他非常敬佩老一代科学家,他的人生定位从一开始就学习他们为国家贡献自己的智慧。     

别让灵魂赶不上影子

去年，我的一个朋友选择了结束生命，他是清华大学的博士，在别人眼里年轻有为，前途无量。其实很多人都有孤独、迷惘、甚至想到此为止的念头，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有这个勇气。知识分子，尤其是优秀的知识分子，往往会让自己背负一个沉重的理想，当他发现理想与现实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距和鸿沟的时候，失望是很自然的。     

尼采在中国(1902—2000)

1902—2000年间,尼采及其作品在中国的接受和传播情况值得回顾。中国人对尼采人格与著作产生浓厚兴趣体现在三个阶段。第一个是1918—1925年,当时关注尼采的中国文人与哲学家中,有几位成了五四时期和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现代中国思想的奠基人。1925年后,中国第一波"尼采热"退潮,中国知识分子失望地发现,尼采"重估一切价值"之说在中国行不通。第二波"尼采热"始于1937年抗日战争伊始,在1940—1941年达到顶点。第三波"尼采热"于1978年被点燃,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尼采研究盛况空前,各类文章、书籍、译本不断涌现。如果说第一波"尼采热"有助于对中国古代传统的"重估一切价值",第二波的特点是复兴或唤醒中国民族主义精神,那么第三波则涉及到存在主义价值与台湾国民党所代表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之间的冲突,与中国大陆对马克思主义的阐释也有些关联。1     

知识分子的妥协——对《赫索格》中赫索格的个案分析

《赫索格》是美国著名的犹太作家索尔·贝娄的代表作之一,在这部作品中,作者用深湛而细腻的笔触描写了20世纪中期知识分子的生存困境和精神危机。作者运用萨义德的知识分子理论,从知识分子应为流亡者、业余者和搅扰者三方面的社会角色展开分析,严厉地指责了赫索格作为知识分子向社会的妥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