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从2006年高考语文试卷中学得什么?

国内复古风气甚炽,大有颠倒五四、恢复满清之势。中国人的国家观念很强。现在讲国学,当然就使人想到“整理国故”。然而知识分子应当甘做局外人和搅局者。“流亡者”也许是他们最恰当的名称。知识分子应该构成社会的良心。知识分子当然应当介入社会,但他应该发出独立的声音,而不是成为特定民族、团体的代言人。他对权威、偶像、政党、国家、民族、传统,永远说“不”。     

冯维津命题与近代俄国知识分子的觉醒

从冯维津的“俄国与西方”命题到“斯拉夫派”与“西方派”的大辩论，俄国发展道路问题成为年轻的俄国知识分子群体思考的首要问题。西方派和斯拉夫派之争，在俄国思想文化史上具有巨大的开创性的意义，它标志着具有批判精神和独立意识的俄国知识分子群体的形成，并且由此产生了俄国知识分子思想史中“西方主义”和“斯拉夫主义”两大传统，而这两大思想传统酝酿和造就了未来的俄国知识分子群体中的“自由主义”流派和“激进主义一社会主义”流派。它左右着俄国和前苏联的现代化进程，并且影响至今。     

成为学者,还要成为知识分子——关于人文学科与价值中立问题的反思

人文学科与价值中立是一个不太容易谈论的话题,这里面隐含着学术与政治的关系、人文学者的定位、知识分子的责任承担等等子命题,剪不断,理还乱.但由于价值中立的发明者是德国的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为正本清源,显然需要从韦伯谈起.     

论王蒙文化心态中的革命认同

由于历史、意识形态和青春期的原因,王蒙早年选择成为革命知识分子,树立了坚定的理想主义,以后的政治运动曾一度使其心态失衡,身份认同产生过迷失,但坚定的革命认同始终在他身上打下不可磨灭的烙印,成为他创作的整体精神之根。     

周恩来关怀马寅初先生的几件往事

1976年1月9日,一个最沉痛的噩耗传到马寅初先生的家里,疾病终于使一代伟人周恩来总理停止了呼吸。马寅初先生听到这突如其来的噩耗,潸然泪下,从来没有这样伤心悲痛过。伤心悲痛之余,闭目沉思,周恩来关怀他的往事,一件件涌上心头:1939年在重庆,周恩来引导他认识了中国     

浅析高等学校辅导员的职位设置

一、我国辅导员的职位设置的历史与现状1专门化的政治辅导员类型1953年4月3日,时任清华大学校长蒋南翔率先提出并建立学生政治辅导员制度。这种制度的设立主要还是为了适应培养高层次知识分子的思想政治工作的需要。因此,辅导员制度的设立一开始呈现比较浓厚的政治色彩。这个时期     

1999年经济名词解读

资本家和知本家，一字之差，却蕴含了人类社会两大文明阶段的历史性差异。这是一个营造新名词的时代，这也使得“知本家”的出现显得很自然：既然有知识经济，不应该有知本家吗?     

我国中高级知识分子健康现状分析及体育保健的作用

本文从生理角度分析了我国中高级知识分子患病率高、死亡率高、早衰、早逝的健康现状,提出了要改善这种健康状况最根本的措施是体育锻炼,进而阐明了体育保健的生理作用.     

以知识转型增进学术转型

我认为学术腐败产生的原因之一，是在我们的社会当中，知识主体的生存道德、创造能力和研究水平，与学术进步和制度安排不相适应。造成腐败的原因，大家比较流行的说法是社会转型，而在社会转型背后有更深刻的转型，也就是知识转型。知识转型就意味着知识的生产、传播和性质有了新的特点，所以知识转型对知识生产者，对从事知识产业的专业工作者，对他们的活动带来了一些影响。这个影响就是知识转型带来的学术转型、知识分子地位的转型。从学术转型来讲，现在的这种知识体系，从它的制造、传播来看，大概经历了这么一些变化：从叙述转向创新，从思辨走向实证，从单一走向多样。同时，学术自身的生态环境也会发生变化。所以，我们要重新认识学术的内涵。在信息化的社会里面，我们要重新区分文字生产和思想创造、学术原创；学术转型给学术生产带来层次性的要求。回到学术的本意上来讲，它是一种稀缺性的，创造性的，神圣的活动，但是在现在的社会里面，这样的活动可能不是唯一的，因此我们也要允许一些生产文字的人的生存。学术转型带来知识分子活动方式的转型，从过去对思想理论的简单诠释转向一种创造，从过去的单一层次变成现在多样性的层次，这些就给我们带来一系列的新问题。就我个人而言，在我的学术追求当中，我不担心我的道德底线，我担心的是我的能力、水平，我需要不断地与时俱进；如果做不到，那么就有可能突破道德底线。知识分子还没有适应知识转型带来的学术转型，所以就会出现学术腐败问题。面对一个变化着的社会，主体事物是最重要的；主体事物的道德操守以及自身能力的不足，可能就是学术腐败的原因之一。     

“九·一八”后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取向——以“新年的梦想”为中心的考察

1932年11月1日，《东方杂志》“新年的梦想”的征文反映出了20世纪30年代初（九·一八后）大多数知识分子的思想取向。他们认为：首先，国民党政府应变对日妥协为积极抵抗；其次，国民党应废除其一党专制，实行宪政，给人民以人身自由和其他种种自由权力，以便动员和团结全国抗日力量；第三，应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建立一个没有阶级和压迫、人人平等的社会主义社会。后来随着民族危机的进一步加深，知识界反对对日妥协，要求民主宪政的呼声更加高涨。“七七事变”后，他们中的不少人积极投身到抗日斗争的滚滚洪流，践行着知识分子个体和整个民族“新年的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