扭转乾坤的努力——各地紧急应对金融危机

2008年华尔街次贷危机爆发．最终演变为全球经济危局,无疑,作为金融危机后的第一年,2009年将是关键的一年,是继续在冒寒前进,还是努力扭转乾坤,化危为机迎来经济的春天？各国政府正全力以赴,而中国政府也于2008年做出了4万亿元财政货币投资安排用于拉动经济,扩大内需,中国各地市也纷纷出台应对金融危机的政策,可以预见的是这些地市领导的观念与当地政府所推出的政策势必影响一个地区的发展,甚至影响整个中国的前途。     

打造适应“低碳”需要的绿色会展

工业革命以来人类活动排放到大气中的二氧化碳被认为是导致全球气候变化的重要原因。为了应对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国际社会提出了减少人为碳排放的“低碳”理念,“碳足迹”、“低碳经济”、“低碳技术”、“低碳发展”、“低碳生活方式”、“低碳社会”、“低碳城市”、“低碳世界”等一系列新概念、新政策由此演进出来,     

全球经济走进后危机时代

2008年9月15日,美国著名投资银行雷曼兄弟公司宣告破产,拉开了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的序幕.如果将这一天视为这场危机的起点,那么,这场危机已经过去一年多了.     

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加快全球城市的构建——上海改革开放的基本经验、面临环境与总体思路

上海30年来的改革开放是一段经济、社会等领域全方位发展的辉煌历程。本文总结归纳了上海改革开放30年的发展历程、成绩以及主要经验,并围绕"构建全球城市"这一战略要求,分析了上海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所面临的内外部形势。同时,本文以构建全球城市为主线,提出了上海在新形势下深化改革开放的总体思路、目标与突破口,以及相关的对策措施和政策建议。     

西方全球环境政治研究的发展演进及理论流派争论

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全球环境政治是国际关系研究在环境领域中的理论发展和实践应用,但是由于其吸取了人类学、经济学、政治学等多门学科的研究成果,具有深刻的跨学科特征,所以在学术思想、理论流派和研究范式上极为错综复杂和多元化。鉴于生态危机对当今国际政治和经济产生日益显著的影响,环境议题已经从西方国际关系研究的边缘走向了中心,可持续性发展的理念在很多国家和国际组织内部也逐渐被主流化。然而,对环境恶化过程的认识以及解决生态危机的方法还远没有达成共识。本文通过追溯西方全球环境政治研究的发展演进,论述传统主流理论、生态马克思主义以及其他批判理论、建构主义以及其他新兴理论流派之间的学术争辩,旨在阐明西方全球环境政治研究的学科特性,探索对国际关系学科独到的贡献。     

数字

2513万辆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去年我国汽车销量创全球历史新高,连续六年位居世界第一。中汽协预计,受GDP增速缓中趋稳的影响,汽车市场预计会维持平稳增长水平,2015年销量将达到2513万辆。(来源:经济参考网)     

论国家话语体系的建构

随着经济的崛起,中国正在聚焦全球的目光,中国道路已成为各国学者的重要研究课题。中国对自身道路和文化乃至文明的重新审视和阐释也逐渐成为新的课题,中国需要一种新的话语体系。阐释国家话语体系的内涵、构成,分析其建构中存在的问题与成因,提出我国话语体系建构、话语能力提高的战略对策,阐述其战略意义,十分必要而迫切。     

全球治理的反思与展望

作为当代人类社会生活,特别是当代国际关系的主题,全球治理无论是其取得的成就还是暴露出的问题,都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在当前全球治理陷入困境的情况下,急需对全球治理进行反思,即全球治理既要坚持全球主义的基点,又要充分认识国家的主导作用,克服参与与责任赤字,体现公正与法治。在全球治理的未来发展上,应倡导深度全球治理、有效全球治理、理性与和谐的全球治理。     

论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第三支柱——“9·11”以来美国ODA政策的调整与评估

"9·11"事件发生以后,反恐战争的需要推动美国开始重新重视发展援助问题,并逐渐将其上升到国家安全战略支柱的地位。在过去十多年的时间里,由于军事手段的局限性、国家实力的相对下滑,再加上全球性问题的凸显和援助竞争的出现,美国大幅度增加了发展援助的额度,在援助地域上更加向撒哈拉以南非洲为代表的最不发达国家倾斜,在援助领域上更加重视对教育、人口、健康和良好治理等社会领域的投入。在援助质量上,美国ODA的赠予指数、最不发达国家援助比率等指标也得到显著提高。ODA也有力支撑了美国的外交和军事行动,增强了美国全球治理的能力,影响了欠发达国家的发展模式,增强了美国的软实力。不过,美国的ODA政策明显受制于其经济实力的不足和援助条件的苛刻,同时也难以在美国与新兴大国之间的安全竞争方面发挥正面作用。     

全球价值链模式下我国产业对外转移的影响分析

文章依据1995-2013年的国际贸易数据和调查数据,运用结构方程模型(SEM)实证分析全球价值链视角下相关因素对我国产业转移的影响.结果表明,全球价值链模式与我国产业对外转移之间是双向的影响,其影响的正负向取决于其内部因素的不同,并且各个因素之间会交叉相互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