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全球品牌及其营销策略

全球营销最为显著的特点是把整个世界当作单一市场,注重发掘各个国家市场的消费共性,并站在全球的高度制定统一的、整体的战略目标,即把个别国家的作用视为其更广泛的竞争战略的一部分,在全球范围内组合营销资源、执行和控制营销活动,通过挖掘、满足、引导全球消费者共同的需要实现企业的经营目标.作为全球竞争和全球营销观念的产物,全球品牌开始茁壮成长.     

证券市场投资者法律保护现状与发展思路

不同国家法律及其实施的差异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投资者权益以及公司治理体制.作者从法律角度来理解公司治理及其发展的诸多问题,从我国对投资者的法律保护及其上市公司治理机制的现状来看,我国投资者保护的基本法律框架已经建立起来,但无论是立法还是执法上都还未能形成高效的保护投资者权益的法律体系,这一缺陷直接体现在公司治理结构的不完善.对此,作者提出成立维护投资者权益专业机构,将其作为诉讼主体来加强法律制度的可操作性.     

浅析我国当前的失业问题

我国当前的失业问题，其核心因素是供需双方的知识结构偏离，人力资源政策是解决失业问题的关键措施。     

海洋环境管理：从管理到治理的变革

随着全球治理理论的兴起,海洋环境管理作为公共管理的分支领域,也经历着从管理到治理的深刻变革。建立适合我国实践需求的政府、企业、公众间的网络治理模式是适应海洋环境管理由管理到治理的转变的必然要求,也是解决实践中出现的海洋环境管理主体间矛盾,有效治理海洋环境,实现海洋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家族的契约性质与我国中小型家族企业契约治理模式研究

家族企业是一种“嵌入”于家庭组织结构及其治理机制之上的特殊企业契约。从家族的契约性质出发，分析中小型家族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合一时产生的代理问题，中小型家族企业因其自身特点宜采用包括关系治理、伦理治理与亲情治理在内的多重契约治理模式。     

全球公共产品筹资方式研究

本文主要分析了全球公共产品的定义、分类、筹资主体和筹资方式。经济全球化进程引发了很多问题,迫切呼唤全球公共产品的充足供给。传统的公共产品研究大量的扩充到全球。全球公共产品的研究当前主要集中在无政府状态下由谁来筹资并提供全球公共物品和以什么方式筹资的问题。本文经过分析总结出霸权国家、全球国际组织、区域组织、全球市民社会、单个国家、公民个人、企业都是筹资者。筹资方式主要有托宾税方式、特别提款权、集成技术、利益主导性集团方式、选择性激励和意识形态。最后,本文认为怎样更丰富的提供全球公共物品并对其供给进行有效的管理是今后研究的重点。     

基层党组织在社会风险治理中的时代价值及路径选择——基于广东省直机关疫情防控的实践样态

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是社会治理的领导者。社会治理的重点、难点在基层。基层党组织作为党在基层社会的细胞,是党基层社会治理的领导核心,它如何在基层社会风险治理中发挥领导作用,以适应不断发展变化的社会需要,是本文所要探讨的主要问题。中国进入经济社会双重转型期,也全面进入风险社会。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是当今世界一项重大"黑天鹅"事件,疫情在全球蔓延则是典型的"灰犀牛"事件。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各基层党组织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用实际行动打赢了一场场漂亮的疫情防控阻击战。本文以广东省直机关为例,总结省直机关基层党组织在疫情防控中的实践经验,对探索基层党组织如何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在突发事件中如何更好地进行社会风险治理,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柔性政策动员：乡村治理中农户参与的实现机制——以独龙江乡草果产业为例

如何对政策目标对象进行有效动员,是当前基层治理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必须面对的议题。从乡村治理的历时视角看,“强干预式政策动员”是实现农户参与的主流过程。根据不同的乡村治理情境,政策动员存在着强度差异。结合个案分析与“柔性治理”理论,柔性政策动员尝试在理论层面对政策动员运作的类型学形成补充,其目标是实现农户的自主参与,基础是多元主体构成的行动网络,核心是动员策略的非强制性。独龙江乡的实践表明,在较弱执行压力与较强运作阻力的情境下,动员主体的强干预特性受到约束。基层政权、地方精英与普通农户形成了目标一致、行动各异的动员分工,共同构成责任有限、功能互补的行动网络。在此基础上,动员主体通过多元话语共意与互动关系软化实现柔性政策动员,进而在现实层面为实现乡村治理有效提供一种可能。     

空间表征与象征秩序：桂西南壮族乡村治理中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重塑

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基础,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基层工程。少数民族地区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重塑,是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完善基层治理机制的内在需要。桂西南壮族地区传统文化与乡村治理的多维耦合空间,表征出“文化空间”“空间表征”“象征秩序”三个维度的空间生产特性。在新时代“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制度,“自治法治德治”结合的基层治理体系中,乡村治理中的个体实践能动性、内在价值动能性和社会互动礼俗性,诠释出了地方传统在乡村治理中的价值重塑效能。     

旧邦新命:乡村振兴战略中合作社的文化复归与维新

从全球范围来看,合作社既是对过度市场主义的反抗,又是应对公共物品供应不足的补充,更是有温度“社会”互助的载体。基于3个不同组织形态的农民合作社考察,试图揭示合作社运营与地方文化伦理、社会网络、文化风俗的互动逻辑,提出在乡村振兴战略中,走出合作社发展的范式困局,立足中国农村特殊的社会结构需求,注重合作社发展的社会文化基础与功能,引导合作社与地方社会相适应,使其成为农村社会发展的综合性载体和新型治理单元,发挥创造社会空间与社会资本的功能,激发合作社在乡村振兴战略中的基础单元效能,从而构建一种文化共生、经济共享和治理共同体的复合发展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