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尔浑《宸襟集》与文昭《宸萼集》——两种清朝宗室诗歌总集及其编者考辨

康熙年间玛尔浑辑《宸襟集》、文昭辑《宸萼集》,是两种专收清朝宗室作家作品的诗歌总集,在清代八旗诗歌总集中出现最早,但两书都久已失传。后世有关文献在叙及两书及其编者的时候,往往存在各种错误,情况相当混乱。对有关问题进行梳理考辨,有助于最大限度地还原历史,避免各种错误的继续流播。     

福州驻防八旗生活保障初探

福州驻防八旗为维护清朝统治秩序和王朝稳定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而清朝统治者也对福州驻防八旗在俸饷、住房、恩赏和抚恤等方面进行了保障,以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     

国家治理视角下清初逃人法的政治困境——以顺治时期“窝隐逃人罪”的立法与司法实践为中心

清初为整治旗下奴仆逃亡的“逃人”问题而出台严酷的“逃人法”,对窝隐逃人的行为惩罚特重,成为清初“虐政”之一。“重惩窝隐”的规定发轫于入关之初根据明律制定的临时管制措施,在满人推动下升格形成正式法律制度。因应于清朝国家构建进程,“窝逃罪”惩治措施在“逃人法”历次修订中争议频现,顺治中叶一度有着缓和倾向,旋因满人保守势力反击而于顺治十一年(1654年)修订后重归于严。由于“逃人法”于立法之初未能妥善处理逃人辨识问题,加上满汉关系问题对司法制度干扰,“重惩窝逃”措施不仅在处理逃人问题时未能表现出足够效能,更带来了严重的副作用,危害地方社会,并且深入国家治理的过程中,成为地方政府施治的巨大阻碍。     

入关前八旗蒙古科举考

科举制是中国古代封建王朝必不可少的政治制度,清代延续了这一制度。入关前,皇太极改变努尔哈赤轻视文人的政策,以文治天下,大兴科举,分别在天聪八年(1634年)、崇德三年(1638年)和崇德六年(1641年)举行了三次考试,史书中也留下大量科举取士的记录。作为满洲的重要同盟者——八旗蒙古,也曾积极参与科举。许多底层的八旗蒙古人,凭借科举博取功名,并顺利的入仕。     

子弟书与北京地域文化研究

本文主要从地域文化的角度探讨子弟书与八旗子弟、北京民情、京城票房的渊源联系。子弟书的作者并非一般民间艺人,而是蕴含文人气质的八旗子弟,落没的贵族情怀使作品呈现出独特的魅力,其作品以北京为文化背景,更多的带有旗人风情。子弟书的艺术活动造就了一批素养较高的文人票友,他们在自娱的过程中,也给这门艺术带来了传承文明与展现文采的客观效果。子弟书的聚会活动即"立社"活动源于乾隆嘉庆年间,是北京最早的票房活动,从而推翻了北京票房起源于道光年间的传统说法。     

浅谈清代八旗

八旗制度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组织。入关前,它实行兵民合一,即出则为兵,入则为民,兼有军事、行政和生产三方面的职能,对推动满族社会经济的发展,强化各族人民的统治起了积极的作用。入关以后,八旗官兵又被派往各地驻防,成为单纯的职业军人,他们为巩固边疆、抗击外来侵略、促进民族间的大融合作出了巨大的贡献。随着清朝由盛及衰的转变,八旗官兵骄奢淫逸的弱点充分显现出来。最后,八旗制度在清朝的消亡中走向解体。     

康熙时期八旗武官的选任及其特点

康熙时的八旗武官选任制度承前启后,与顺治时期相比,其重大变化在于:族属、旗界的根本打破,尝试委任汉员,并形成对拟选武官的引见制度,就用人方式而言,突出地反映为:重军功,用才俊,这种用人方式,后来演化为有清八旗武选的两个基本原则,但重视宗亲势力、勋旧世家以及近臣亲随的任用,也成为康熙朝八旗武选的鲜明特点。     

八旗作家杨钟羲《雪桥诗话》百年研究史回顾与展望

八旗作家杨钟羲所著《雪桥诗话》至今已有百年,学界从版本、题名、写作体例、著作动机等方面进行了初步研究,但该书应当借鉴文化学、民俗学、文学地理学等多种方法,从八旗文学、诗学、民俗学等各角度展开多层次、综合研究,给予其恰当定位。     

旗人文化与清代以降武侠文化的变迁

考察旗人文化与清代以降武侠文化之间的关系,可以看到满族文化传统、八旗制度的历史遗产与现实语境互动之下武侠文化的整体性嬗变:侠文化的反抗精神退缩,而着力融合于主流意识形态,并融合民众以起到维护现存秩序的功能。到了晚清,现代性的转型与市民社会兴起,使得旗人武侠文化破产,古典武侠的反叛与自主精神再一次得到张扬,并与民族主义相结合,构成了当代武侠文化的前身。作为从前现代到现代之转折时期的一种历史文化想象,旗人武侠文化的特质具有映射时代与社会变迁的功能与意义。?更多还原     

满汉文化交融的历史建构:以清代八旗进士书画艺术为例

有清一代,八旗进士在书画创作领域形成了集体发展的繁荣局面,共产生44位书法家和23位画家。在继承前人书画风格的基础上,形成了具有本民族特色的风格特质。书法方面,楷书、草书、行书、隶书、篆书各体皆能,而且具有满族的尚武精神和方正严毅之气,体现出纵横万里的民族气势;绘画方面以山水画为主,亦工花鸟画、人物画。更重要的是,八旗进士书画家在形成家族集体创作良好氛围的基础上,又能走出家庭,积极与中原汉族书画名士交游,以此提高自己的艺术创作水平,客观上也促进了满汉文化交流交融向更广阔的领域发展。